兴 趣 造 就 大 师

——《郑振铎》前言

北京交大关工委副主任  承仁义

　　  概  要  通过对郑振铎大师的典型分析，介绍了作者对人的成长、成才和成功的几点认识；提出了“兴趣造就大师”的观点。

　　  关键词  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  师授与自授  内动力与外动力  自发兴趣与自觉兴趣。

　　  每当春风扑面，满眼翠绿，北京交大师生们便会油然想起“五四”先锋郑振铎先生。这也许是因为校园里有一尊他青年时代的半身铜像，那凝神沉思，忧于远虑，悟于探索的神态，令人过目难忘；而铜像基座上工整地镌刻着的如下无标点碑文，又引起了人们对他作进一步了解的愿望：

　　  郑振铎教授出生于浙江温州祖籍福建长乐我校一九二零届毕业校友五四新文学旗手著名爱国民主战士文学家教育家编著家考古学家社会活动家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任教燕京清华暨南复旦大学著有《 郑振铎全集 》二十卷享誉世界荣膺莱比锡金奖。

　 　  铜像是北京交通大学2000年设立了“郑振铎厅”后，在建校105周年（2001年）9月建立起来的，这为师生们打开了进入郑振铎先生生平的信息大门。为了进一步深化与丰富校园文化的研究、建设和发展，也是为了纪念郑振铎诞辰一百一十周年和殉难五十周年，郑尔康先生应约撰写了其父郑振铎先生的传记《郑振铎》一书，并被列为我校首部《学人典库》“系列杰出校友”传正式出版。这份宝贵礼物一下子让我们走进了郑振铎先生的生活，洞悉了他的精神世界。而这份礼物的宝贵之处，则在于他为我们展示了老学长郑振铎先生成长成才、成功成名和做出超常贡献的奋斗历程，不仅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而且在培养创造性社会主义新人才方面成了一种不可或缺的学习、教育资源。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研读中国文学史时，曾粗略地接触到文坛大师郑振铎先生的事迹。后来，又听我校金士宣教授谈到他与郑先生有过一段大学同窗的经历，故倍感亲近。因其时我在校报工作，所以就想作进一步了解，以收集有关素材，通过校报 向师生们作些介绍。一年夏天，根据金教授提供的郑先生在北京的住址，我只身登门作了专访。记得这第一次访问，接待我的便是后来我们有着良好合作关系的郑尔康先生。当听说我是来自他父亲的母校的时候，郑尔康先生有一种喜出望外的高兴。我见里屋有一位老太太。郑尔康先生告诉我，那是他母亲，身体不太好，所以没有引见。

　　                                          

　　                                   郑振铎传略封面

　　  通过这次访问，我对郑振铎先生光辉的一生，产生了明确的研究兴趣：“他是怎样成长起来的？他的成才之路能给我们哪些启迪和借鉴？”并从此步上探索之路。

　　

　　

　　                                              

　　                             《郑振铎》一书作者

　　   1988年，在由国家文化部和中科院发起开展“纪念郑振铎先生诞辰九十周年殉难三十周年”，同时召集“郑振铎学术研讨会”活动时，我得到学校授权，作为郑振铎先生母校代表参与筹备工作和出席在北京友谊宾馆举行的“郑振铎学术研讨会”。

　　   3月19日，我参加了国家文化部办公厅主任张德勤同志主持的筹备工作会议。会上,大家希望我将原拟编辑《郑振铎在母校》的计划加以扩展和充实。经过一番努力，终于在12月举行“郑振铎学术研讨会”前，主编出版了反映我的探索心得的《学海飞鹏》一书，成为我校参与这次全国学术性纪念活动的一项研究成果。该书共分三部分，包括“郑振铎在母校”、“回忆与评述”和“郑振铎代表性作品与言论”，书名由赵朴初先生亲笔题写，冰心女士作序，中国铁道出版社出版，第一次印刷一万册。它的发行,曾引起广泛注意，并见于网上推介。

　　  《学海飞鹏》的立意来自庄子《逍遥游》中如下的一段话：“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学海飞鹏”的寓意便是“郑振铎犹如交大学海中飞起的大鹏”。书中收入了我赶写出来参加这次学术交流的两篇论文—— 《郑振铎笔下的人力车夫》和《论郑振铎的成才之路》。

　　                         

　　  铁路管理学校与邮电学校举行篮球比赛时合影，左坐者为郑振铎

　　  《学海飞鹏》在“前言”中说：“时值伟大的‘五四’风云从古老的北京城升起，席卷全国。铁路管理学校（北京交大前身、郑振铎就读的母校）坐落在距天安门很近的李阁老胡同，地理上处于这一历史风暴的中心带。郑振铎和当时的青年学生一样，不能不被这场决定着祖国命运和历史方向，也决定着青年一代前进道路的划时代运动所感召，所影响，所检验。他像一头茫茫学海的雏鹏，在这个时代的大涛中，在与他取得文凭的同时，完成了对自我的熔冶、铸造和鹏化。” 《郑振铎笔下的人力车夫》着重介绍了他在文学方面的处女作——《一个不幸的车夫》；《论郑振铎的成才道路》则是对他的“鹏化”进程作了尝试性诠释。后文在“指导研究的哲学思考”一节中说：“人的成长、成才，是环境、教育和个人努力三因素的能动的统一，任何偏狭，都不能做出正确的解释。”该文着重从“第一第二课堂的交叉与结合”、“师授自授与两种主导作用”和“内动力外动力与合动力”三个方面做了简要剖析。

　　   但是，这些分析与观点，需要有充分的事实资料作依据，方能产生应有效果。这是我20年来一直在寻求获得解决的问题。今天，这个问题终因有了《郑振铎》而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拜读《郑振铎》,给我留下的鲜明印象是：该书不仅较好地还原了主人公在成长、成才过程中“环境、教育和个人努力三因素能动地统一”的真实面貌，尤其还原了郑振铎“对自我的熔冶、铸造和鹏化”的经历；而且从更广阔的视野和发展时空，较集中地还原了他那“垂天之翼”与“万里鹏程 ”的历史表现和无与伦比的超常作为，包括他的创业峰峦和品德之巅。因此，《郑振铎》的出版，确实为北京交大的校园文化建设和发展，镶上了一颗璀灿明珠，而她的光芒，定将照亮奋进者的心灵和前进道路。  

　　

　　                                            

　　                                1920年12月毕业时照片

　　    我要强调的是，《郑振铎》的最为难得之处，是为我们打开了郑振铎“鹏化”——由“鲲鱼”质变为“鹏鸟” ——的奥秘：即是“通过创造性学习与创造性实践达到了知与行的创造性统一”。这个奥秘，在他的行为特征上，有以下几方面的展现。

　　首先，在于第一、第二课堂的交叉与结合。这种交叉使郑振铎的眼光,越出大学的院墙,见到了社会;这种结合,在他的成长中不仅丰富了基础知识,拓宽了科学视野,促进了纵与横的交叉思维的发展,而且解决了个人优化发展与客观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即找到了既能适应实践需要,又能充分发挥自己才能的最优途径。

　　郑振铎在第一课堂上充分利用了“师授”的条件,而在第二课堂里又高度发挥了“自授”的潜力。这样，他的学识得到了全面的均衡增长，知识结构出现了新的典型变化，智力基础有了宽与厚的同步扩展。他工管文理兼容，古今中外博取，因而进步意识、创造思维和社会实践能力均超前进入成熟阶段……成功地解决了“两个主导作用”的关系：在教学过程（小过程）中,教师起主导作用，而在成才过程(大过程)中，学习主体起主导作用。反映在郑振铎成才过程中的力有三种,即内动力、外动力和合动力……外动力(包括家庭影响、国家危机、十月革命、时代变革和同志合作)与他的内动力(强烈的求进意识、炽热的爱国意识、高度的责任意识、坚定的改革意识和旺盛的斗争意识)的有机结合,就产生了决定他前进方向与快慢的合动力,即实际引导他成长、发展的动力。正是这种力量的强大与持久,才使他不但先于一般的同 龄人而成熟,并且能够经历各种挫折而不气馁，战胜重重困难而百折不回,取得一个又一个的卓越成就 …… 郑振铎作为现代杰出人才,他是从反映历史文明和时代精华的浩瀚学海中飞起的大鹏。 (详见附文)

　　

　                                              　

　　                      1923年10月10日郑振铎与高君箴在上海结婚

　　   在写作上有着“还原人物生态”艺术特色的《郑振铎》，还向我们揭示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性现象，就是“兴趣造就大师（注）”。我想，只要读过《郑振铎》，那末你就一定会对此有十分深刻的印象，因为，郑振铎先生所以成为大师级人物，与他那种对中华文化如痴如醉、咬定不舍和推陈出新的坚韧而持久的兴趣，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终生燃烧着的激情是分不开的。

　　  兴趣是人的一种心理倾向。从发展过程来看，人的兴趣大致有三种形态：童趣、情趣和志趣。童趣来自儿童时期天然的好奇心，这种兴趣经过相当的积累，便会上升为一种情趣。情趣是建立在感性认识基础上的兴趣，它的进一步发展就是志趣。志趣是最高形态的兴趣，是以理性认识为基础的具有终生性质的兴趣，它与一个人的志向密切相连，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由此可见，兴趣具有两个发展阶段，即自发阶段和自觉阶段。童趣属于自发阶段，情趣为过渡阶段，志趣则进入了自觉阶段。人们常说“矢志不渝”，就是一旦下定决心，有了终生奋斗目标，那是不会轻易改变的，因为这种决心是理性的产物。所以，志趣是体现意志的兴趣，是一个人志向的心理倾向和情绪表现。郑振铎对中华文化的兴趣产生于童年时代，青年时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并且成了他的志趣。这是使他“如痴如醉、咬定不舍和推陈出新……以及由此而产生终生……激情”，成为一名大师级人物的根本原因。

　　  今年是我校初创时期杰出校友、老学长郑振铎先生诞辰110周年、殉难50周年，回顾他的一生，就像矗立在我们视野里的巍然之塔。这座令人景仰之塔，俨然有着“七级浮屠”那种韵涵：她的第一级可谓“艰苦成长”，第二级则是“好学成才”，第三级堪称“奋斗成功”，第四级应为“众志成城”，第五级就叫“创业成名”，第六级宜唤“殉职成仁”，第七级名曰“众仰成杰”。而《郑振铎》，则巧妙地将这个“七级浮屠”变成了一座美丽的“珍珠之塔”，强烈地吸引着人们的眼球。也就是说，《郑振铎》通过一串串如珍珠似的小故事，把他的一生连接起来、构筑和建造成了与“七级浮屠”惟妙惟肖、豪光四射和耐人寻味的“珍珠之塔”，而其美妙之处，以及社会实践意义，则更胜“七级浮屠”千倍、万倍。

　　

　　

　　                            

　　                           1958年10月17日郑振铎与蔡树藩率团出访途中失事身亡，

　　                               1983年6月20日国家民政部授予郑振铎革命烈士证书。

　　   让我们衷心感谢郑振铎先生为我们留下了如此丰富而瑰丽的文化遗产！同时感谢郑尔康先生为保存和发扬这一遗产而做出的出色贡献!

　　   草毕这篇序言，当我再次回首仰望郑振铎先生时，脑海里涌起了以下诗句，现采录于此，以资与读者交流：

　　  学海飞鹏南国娃，魂牵梦萦龙文化；

　　  垂天之翼闪电光，七级浮屠珍珠塔。

　　   祝《郑振铎》应运而生！

　　  贺《郑振铎》生逢其时！

2008年5月8日于北京红果园

　　

创新研讨会暨大学学习科学2008年学术年会《学术论文汇编》

　　

　　附 文 1

论郑振铎的成才道路

指导研究的哲学思考

　　    经过了将近30年的沉默，曾经在我国文坛起过重要作用，并以其无与伦比的成就，给后人以巨大影响的郑振铎先生，又引起了人们广泛的注目，由文化部、中科院牵头发起的为郑振铎先生诞辰90周年、殉难30周年而举行的纪念活动和学术研讨，必将给这股新流增添活力．从而更加热呼起来。

　　   这是值得称贺的现象。它说明，现今我们的思想，确实有了新而大的解放，旧的禁锢真有被彻底冲垮的可能。

　　   30年的沉默使人感到压抑和忧虑。然而，沉默不等于没有思考，经过30年的沉默中的思考所得出的判断与结论，也许比喧嚷中的评判要更深刻更公正得多。从另一个角度说，后人评价前人要比同代人评价同代人更有客观性和权威性，一切时代英雄，无不在这种评价中受到应有的褒贬，从而肯定其真正的功过。

　　   30年的沉默似乎太长了，但是，对于象郑振铎先生这祥一位几乎在文学艺术范围的各个领域，甚至在超越这一范围的其他一些重要领域，均有精深造诣、杰出创新和深远影响的“百科全书派”人物，要做出全面的恰如其分的科学评价，30年的思考，又并不算长，或许还稍感急迫。尤其是，在人们尚未彻底摆脱旧思维束缚的条件下，很需要有“时间“这种转化剂来催发新思维的形成。从这点出发，即使今天，我们对一些历史人物的评价，也不能夸口说，已经达到了十全十美的地步，包括对郑振铎先生的认识。

　　  不过，30年的时光，毕竟不会空流，现在，已经有人担负起全面评价郑振铎先生的历史性任务了。陈福康博士，就是其中一位具有突破性进展的代表。他说：“我们对于这样的文学家，除了从文学本身的角度加以研究外，还必须从各方面多角度地作综合的研究，而且，只有通过综合研究，才能得出正确而全面的给论”。“我所以选择郑振铎研究作为课题，不仅首先是因为有感于以往现代文学史研究中的对于这位作家过于冷漠，或是因为不满意于某些对他的不甚正确的评价，其更积极的意图正是希望通过对郑振铎这样一位作家的研究，来尝试提倡如上所说的一种比较开放的文学史观念，一种历史的综合的研究方法。同时，由于郑振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是中国新文坛的重要人物之一，他提出的一些文学主张有过较大的影响，他主编的一些大型文学刊物与文学丛书曾一度执全国文坛之牛耳，他的创作、翻译与其他著作，有过相当大的读者群，他发现、提拔和培养了不少优秀作家，他以他的热情和吸引力团结了一大批作家与学者，等等。因此，我们对于他的一些新的评价也就可能涉及到对新文学史以至新文化史的某些重要问题的重新认识或者深入探讨。”陈福康博士在这条道路上已经走过了十分成功的一段，这是他自觉地担当起这一历史使命的结果。

　　  这里，我想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一个并非不重要的问题，即郑振铎的成长与成才的道路问题。研究这个问题，不仅可以更深入一步地增加对他的理解，而且总结这方面的经验，也是他留给我们的一笔丰厚的遗产，我们不应该视而不见或拒之门外。

　　  有人说，人才是教育的产物，教育者可以任意地把受教育者培养成“目标人才”。粗粗听来，似乎很有道理，但细细一想，却并不尽然。例如郑振铎的成才就不完全是这样，他于1917年底考入铁路管理学校高等科，学的是铁路管理专业，1920年底大学毕业后，却由铁道部门转到了出版部门，从铁路管理专业改事文学艺术，更不用说在思想、政冶上与学校教育目标失之千里了。

　　   又有人说，人才是环境的产物，“时势造英雄嘛！”诚然，原始社会时期，绝对出不了马克思、爱因斯坦。郑振铎若早出世1000年，也不会成为现在这样的郑振铎。人才不能脱离他所存在的环境而成长。但是，马克思、爱因斯坦、郑振铎又都只有一个，同一环境对不同人的影响是各不相同的.甚至是相反的，时势并不能把所有人都造就成英雄。

　　   还有人说，自我设计，个人奋斗，我行我素，才是唯一的成才之路。这是将个人努力绝对化了。从根本上说，人本身是一种“社会存在”，其一切知识和才能都是后天在社会生活中获得，并在社会实践中表现出来的，先天没有给人带来任何知识，离开了环境和教育，单个人不可能获得一丁点儿才能。特别是在今天，人类文明和科学技术已经达到了如此宏伟的高度，作为社会的一员，必须爬上这种前人累积起来的高度，才能有所进步，有所作为，真正成为一个人才。

　　  由此可知，人的成长、成才，是环境、教育和个人努力三因素的能动的统一，任何偏颇，都不能做出正确的解释。这是我们在分析郑振铎成才道路之前不能不加以阐述的一点，这对以后的讨论，也许有所裨益。

第一、第二课堂的交叉与结合

　　  郑振铎是高等院校培养出来的一位杰出人物。因此，他的成才之路，就是教育的成功之途，这在逻辑上应是没有问题的，但在事实上却出现了矛盾。

　　   前已提及，郑振铎在校学的是铁路管理专业，而出校从事的是文学艺术，这还不算，铁路管理学校是国立教育基地，它的教育计划体现着统治阶级的教育目的，而郑振铎走上社会进行的真正工作，又是新文学运动，是与占统治地位的旧文学、旧意识针锋相对的，而且是一名反对当时的统治阶级的斗士。这的确是十分矛盾的。这种矛盾，体现着社会生活的复杂性，也体现着教育的复杂性和人才成长的复杂性。

　　  郑振铎在铁路管理学校三年，共学过44门课程，其中英、俄、日文等公共基础课1门，民商法、公文程式等文科裸程4门，电学原理、铁路工程学、电信、旅客运愉、货物运愉，运费论、工厂管理法、文通政策等工程与管理性质课程30门（详见《庚申级小史》）。这些课程，作为一名学生，他都通过了考试，最后以乙等成绩毕业，成为一名合格的大学毕业生。

　　   44门课程，对于大学生郑振铎来说是必须首先完成的，否则，就不能取得大学毕业资格。这是第一课堂的任务和作用。但是，他在校三年，所学的课程远远超过了44门，郑振铎曾以极大的精力，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和文艺理论书籍，包括俄国十月革命前后的进步文学和革命文学著作，尤其是积极投身于当时的新文化运动和反帝反封建斗争，他除了活跃在校内的第一课堂外，更活跃于校外的第二课堂，即社会大课堂。他在入学的第二年，便以“激进青年”的姿态，走出校门，加入轰轰烈烈的“五四”大军，并被推选为铁路管理学校的学生代表和福建学生联合会负责人。 

　　   1919年11月，他与瞿秋白等人创办了《新社会》》旬刊。旬刊虽然只出版了19期（历时六个月），但这是一个十分鲜明的标志，标志着郑振铎在社会实践的第二大课堂中，已经交出了一份可以得到满分的答卷。你看，在创刊号上，他发表了处女诗作《我是少年》和《灯光》，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在这一刊物上，他还先后发表了十几篇政论性文章。他已经能利用自己构筑起来的阵地，向压抑新生力量和阻碍社会前进的旧势力、旧意识发起攻击，并取得了第一回合的胜利，而“京师警察厅”对《新社会》的查封，正说明从这一阵地放出的排枪，确实击中了目标，因而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恐慌。

　　  郑振铎与瞿秋白等人创办《新社会》这一事实还说明，丛这时开始，郑振铎这位铁路管理专业的大学生，已经通过第二课堂获得了从事第二专业的能力，并且在事实上已经登上历史舞台。因此，如果严格地计算郑振铎文学生涯的年限，那末应从这个时候算起。这是不应忽略的。

　　  1920年12月13日，由郑振铎起草的《文学研究会简章》公开发表，这是郑振铎文学征程上的一座里程碑，从此以后，他以一名有组织有目标的自觉的新文学战士的身份走进生活，登上中国文坛。1921年l月4日，在他与沈雁冰等人的发起下，文学研究会在北京正式成立，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件大事，在郑振铎的成才史上更有其特殊的意义。郑振铎于1920年12月底大学毕业，在这同时，于1921年春，经沈雁冰介绍，到商务印书馆从事编辑工作，而他的社会职务则是文学研究会的书记干事，负责该会会务。在大学期间的第二专业，这时成了他的第一专业。1922年，他创办了我国最早的儿童刊物《儿童世界》。一年后，又接替沈雁冰主编《小说月报》，他继承前任主编的工作方针，把《小说月报》办成了文学研究会的主要战斗阵地之一，同当时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文学流派进行着长期的十分有效的斗争。

　　   这种经历和作为，即使是文学院毕业的大学生，也是十分罕见的，但毕业于铁路管理学校高等科的郑振铎却达到了这一境地。其因何在？首先在于第一、第二课堂的交叉与结合。这种交叉，使郑振铎的眼光，越出大学的院墙，见到了社会。这种结合，在郑振铎的成长中，不仅丰富了基础知识，拓宽了科学视野，促进了纵横交叉思维的发展，而且解决了个人优化发展与客观现实需求之间的矛盾，即找到了既能适应实践需要，又能充分发挥自己才能的最优途径。

师授、自授和两种主导作用

　　   二十年代初是郑振铎文学生涯中的第一个高峰期，也是他的文学方向的奠基期，他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想与理论，就是形成于这一时期，并且影响了他一生。1920年3月，他写了《〈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序》，此后，又发表了一系列这方面的文章，1923年，撰写了《俄国文学史略》。这反映出，他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想的重要来源之一，是他认真、深入地学习了俄国十九世纪中后期及二十世纪初的民主主义和无产阶级文学理论。1921年6月他郑重地提出了“血和泪的文学”口号。他的文学思想，已成为文学研究会中“为人生的文学”的杰出代表，并以此影响着社会，推动着新文学运动。

　　  从人才成长与发展的角度来说，这是十分令人神往的，因为，他向人们解答了这样一个问翅：大学生成才的途径是师授还是自授？其因何在？这里说的师授即学校教育，自授即自学。郑振铎的成才之路有一些鲜明特点，这些特点为我们提供了上述问题的答案。

　　  首先一点是，郑振铎在第一课堂上充分利用了师授的条件；而在第二课堂里又极度发挥了自授的潜力。这样，他的学识得到了全面的均衡增长，知识结构出现了新的典型变化，智力基础有了宽与厚的同步扩展。他工管文理兼容，古今中外博取，因而进步意识、创造思维和社会实践能力均超前进入成熟阶段。由于“先天”实足，一旦走入社会，就无需“调整期”，也不存在“不适应”等问题。所以，在他走向生活的时候，没有像那个时候在一些青年知识分子中常见的那种犹豫、仿徨，或苦闷、消沉，甚至转向逆反，充满他生活的是战斗的激情和求索的努力。当然，这是郑振铎个人奋发图强的结果，并非当时学校教育的功绩。相反，正是他的自谋前进，才越过了教育与社会之间的鸿沟，锻炼成为能适应历史潮流、推动社会发展的人才。但这样说并不是要否认师授对他成才和后来的成功的不可缺少的必要性。例如，他从师授得来的外语知识，曾使他直接接触到世界文化，包括1920年前后大量阅读、深入研究和介绍俄国文学，1927年“四·一二”后两年“游学”欧洲，广泛考察欧洲文化的发展，并率先搞起了我国的比较文学；他的经济、商学、会计学等知识，曾对他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期间和在蛰居做“文具商”时期，帮助解决了许多非文学的问题，而更有意义的是使他的知识结构，打破中国传统文人的“单一化”、“国粹化”模式，向着开放的，多元多层的新类型发展，这对他的快速成才、赶上时代步伐和形成个人风格与创造特色，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其次，他在“两授”并进的过程中，成功地解决了“两个主导作用”的关系。

　　   哪两个主导作用？在教学活动中，一般地说，教师起着主导作用。但这一作用作为受教育者成长的外因，又是通过学生的内因发挥出来的，是相对的，非绝对的。现在我们将教学过程扩大为成才过程来研究，于是就明显地见到了这样的情形：在教学过程（小过程）中，教师起主导作用，而在成才过程（大过程）中，学习主体起主导作用。

　　   所以在后一大过程中学习主体起主导作用，是因为一切教学效果，都是以学习者是否接受、接受多少和怎样接受为准绳的。其中，尤以“怎样接受“的问题最为突出：是全盘否定呢还是全盘继承？还是批判地接受？或是推陈出新？在这些同题上，直接的最后的结果仅仅决定于学习者自身。例如，亚里士多德从17岁起就进入柏拉图学园，并在那里学习了整整20年，但他最后摈弃了柏拉图的观点，并对他的唯心主义提出了一系列的有力反驳，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休系；鲁迅到日本学医，但被激发出来的不是对医学的兴趣，而是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他最后决定弃医从文，走上了战斗的新文学道路。像这样的例子，古今中外，俯拾皆是，举不胜举。郑振铎的成才，又一次表现了这种规律，他一方面在教师起着主导作用的教学过程中，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机会丰富着自己，充实着自己；另一方面，在自己起主导作用的成才过程中，又牢牢地掌握着历史发展的前进方向，坚持着自己独立的选择，推陈出新，开拓前进，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向成熟。

　　  在此，还值得补加一笔的是，郑振铎早就有兴于文学，但他并末因这种“自然兴趣”的束缚而妨碍自己去广泛猎取知识；而他的“自觉兴趣”，却给了他很多益处。

内动力、外动力与合动力

　　  人才的成长与发展，和世间的一切事物一样，也受着力学规律的制约。不过，这是泛义力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力学。如果能这样说的话，可以称之谓人才力学。人才力学规律既不同于机械的物理的化学的力学规律，也不同于生物的力学规律，它应该属于社会力学的范璐，它是多因素、多变量、多方向和随机性很强的力学表现，而其最大的特征，则是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的密切结合以及量的难以测度的性质。由于这种特征的存在，还使人才力学带有浓厚的隐秘性；而且，其力的表现，至今不能作定量分析（并不排除可以找到一条定量分析的道路）。我们现在能达到的，是可以认识它，但不能计算它。下面，就郑振铎的成才过程作一些“力学分析”。

　　  反映在郑振铎成才过程中的力有三种，即内动力、外动力和合动力。前两种是“逻辑力”，后一种是实际起作用的力，即真实地在郑振铎身上起作用井通过他的行动表现出来的具有物质意义的力。这三种力的存在与表现，可以借助物理学中的“矢量”知识来帮助我们明确其内涵与它们的基本关系。不过，绝不能把它与物理力等同起来理解。这种“借说”，无非是要借助“矢量”知识来明确这样几点：第一、这三种力也是“既有大小又有方向”的；第二、由内动力和外动力构成的合动力也有“相加、相乘”的表现，方向相反的力相加相乘表现为互相抵消；第三，这三种力均为“复合力”，不是单一的；第四、人才力学的复杂性，反映了人才成长与发展的复杂性。

　　  具体地说，构成郑振铎成才的内、外动力因素有以下几种：

　　  内动力因素：一、强烈的求进意识。追求学识、能力与思想上的进步，是郑振铎从小就具备的一种内在意识，他酷爱读书，广泛涉猎，中学时期已经学习了《文心雕龙》。高中毕业以后，自度家境不济，难以继续求学，便千里迢迢冒然来到北京，寻求独立的人生道路。进入铁路管理学校高等科以后，他并不因为“专业不合志趣”而松懈自己，相反，力辟蹊径，寻找与创造条件，走上了更加宽阔的第一第二课堂相结合的道路。此后，他更把迫求个人进步与社会进步统一起来，使这种求进意识不断获得新的发展，从不熄灭。二、炽热的爱国意识。热爱国家和人民的思想，郑振铎是从接受民族文化的过程中形成的，早在少年时期就喜读陆游的爱国诗篇，陆游悲壮激越、高亢宏亮和恨贼难平的雄歌豪情，深深地感染着他。“五四”运动的战斗洗礼，更使他锻练得成熟起来，成为一名真正的爱国民主战士。三、高度的责任意识。凡爱国志士，都有高度的社会贵任感，化小我为大我，这是一种精神和品德的升华。郑振铎从投身“五四”爱国运动的那天起，就已经达到了这一步。他决心为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解放后，他曾对程俊英教授说：“中国有救了！社会主义好！这是我读书时代的宿愿”。有人说，爱国责任意识是人才成长、发展的“核动力”。郑振铎就是在这种力量的推动下飞速前进的。四、坚定的改革意识。1919年11月1日，郑振译与瞿白等人创办了《新社会》旬刊，呼吁“社会改造”，“创造德莫克拉西（自由——编者）的新社会”。从这时起，他已认定旧的社会制度已不可救药，中国的前途在于革旧立新。就在《新社会》上，他一连发表了十多篇政论文章，抨击旧制度反对旧势力，探求新道路，寻找新力量。这种改革意识的确定，引导他去努力发现、积极创造，逐步成为一个自觉的革命者。五、旺盛的斗争意识。1919年11月底的一天，北京的福建会馆举行福建同乡会，到会的已有三四十人，没等会议开始，郑振铎就大声地对大家说：“暗无天日，太令人气愤了！日本鬼子、卖国贼，真该死！今天会议，就该讨论这个间题。日本鬼子在福州开枪逞凶，并调动军舰武力威胁，激起中国人民无比愤慨，尤其是我们福建学生，义愤填膺。”他越说越激动，吸引了全场的青年。主持人打断他的话，宣布开会。话音未落，他又接着说：“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们福建同学要按照‘五四’办法，再接再厉地干预国政。我建议办一个刊物。”这个主张当即得到与会者的热烈赞同。这就是后来由他主办的《闽潮》（参见程俊英文《回忆郑公二三事》）。郑振铎从“五四”以及1917年11月16日发生的“福州惨案”等斗争实践中，懂得了要想革新除旧，建立新社会，不斗争是不可能的。1l月2日，由30队组成的5000名学生大军从天安门出发游行，郑振铎担任负责人的旅京福建学生联合会游行队伍，喊出了“头可断，血可流，福建不可失！”的口号。旺盛的斗争意识，促使他百折不回，直到生命的终结，他不只在思想上，而且在行动上永不停步。

　　   以上五种因素，汇成了他成才过程中巨大的内动力。

　　   外动力因素：一、家庭影响。郑振铎年幼丧父，兄妹三人是在清贫中成长的。尤其是背着沉重家庭负担的母亲，以一棵“望子成龙”的心，用自己双手劳动得来的血汗钱，支撑了这个家，又从牙缝里挤出生活花费，勉强维持着郑振铎的学业，读完高中。年幼的郑振铎，已经懂得生活的艰难，学会了奋发图强，不仅读书勤苦，而且成绩优异。到北京上学后，他总是念念不忘温州的母亲。“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他身穿母亲缝制的衣衫，脚踏母亲绱衲的布鞋,心中像有一根磁针，在指引他不息地追求，奋进。二、国家危机。郑振铎的青少年时代，正是中国民族处于被欺侮被蹂躏被分割被掠夺的灾难时期，对于从小就喜爱陆游  诗文的郑振铎来说，没有别的，只能越来越坚定地走上反抗与斗争的道路。国家灭亡的危险，给予他的是强烈的危机感，所以，在社会责任感的驭使下，他不能也不曾有丝毫的懈怠和疏忽，随着年龄、知识和阅历的增长，他的斗争步伐愈益坚定，他既反对阶级压迫，更反对民族压迫。同时，他的斗争表现，也更加成熟，当他认识到自己是一个文化战士，应当在“文”上最充分地发挥作用，应当最充分发挥“文”的巨大而深远的威力的时候，他给自己规定的斗争任务是相当明确的，成就是相当突出的，几乎在“文”的各种领地他都有建树。叶圣陶先生说：“郑振铎留在上海，抗战八年间书信来往极少，只听说他生活很困苦，还是在大批收买旧书。胜利后回到上海，我跟他又得常常见面，可是在哪大变动的年月里，许多事情够大家忙的，哪还有剪烛西窗的闲情逸致。现在看了这部集子里的求书目录，才知道他为抢救文化遗产，阻止珍本外流，简直拚上了性命。当时在内地的许多朋友都为他的安全担心，甚至责怪他舍不得离开上海，哪知他在这个艰难的时期，站到自己认为应该站的岗位上，正在做这样一桩默默无闻而又意义极其重大的工作（《西谛书话》·序）。”这里说的是，抗日战争八年间，他隐姓埋名，化作书商，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枪口前面，进行了一场卓有成效的特殊战斗，这是他在危机感与责任感的推动下的又一种战斗表现。三、十月革命。“十月革命一声炮晌，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也送来了俄国的革命文学。阅读与钻研苏俄小说和文艺理论，曾是郑振铎第二课堂生活的一个十分重要内容。和当时的许多进步知识分子一样，他从中吸取了无限的力量，因此．很自然地，也就成了这一文学，以及这一文学所表现出来的现实主义创作思想与文艺批评的积极信奉者和宣传者，1920年3月，在大学最后一个年头写了《〈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序》。这种态度鲜明、概括力很强的文章而给世人以启迪。后来，他又写了《俄国文学史略》，主编了《俄罗斯文学丛书》和《俄国戏曲集》等。他介绍并高度评价了高尔基的创作及其文学思想。不可否认，这些活动，对他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重要的促进，而他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想的确立和充实，又推动他去作出新的开拓。四、时代变革。郑振铎是在“五四”时代成长起来的，他的成才，与这一时代变革密切相关，可以这样说，没有“五四”运动，就没有今天的郑振铎。但是，时代变革对一个人的影响却是各种各样的。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有暂时的，也有长远的。“五四”运动，这一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革给郑振铎的影响，始终是积极向上的，也是经久不衰的。他从“五四”运动中站立起来，奋力奔跑，虽有曲折，却无后退。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一巨大外动力因素同他身上的内动力因素相结合了起来，而且是正向相积，因此，其合成的实际力量是不可估量的。五、同志合作。中国古老的《学记》中说：“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志同道合者的自然结合，住往带来许多美好的东西。郑振铎在校期间通过读书和集会等活动结识了一批有志于新文化的进步青年，他们一起学习俄国文学作品，讨论时事，研究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尤其是共同与反动当局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互相激励，互相支持，互相促进，在他的周围，建起了很适宜于青年人成长和创新的小环境。以此作为依托，他们进行了一系列试验性的社会活动与社会斗争，最后发展到成立有12位志同道合者发起的文学研究会，把“五四”新文化运动推向了一个新阶段。文学研究会的成立，对于郑振铎的发展，无疑有着特别重要的作用，从此，他以更加坚定更加富有成效的步伐，开始了他的文学征程。文学研究会的初创时期，恰巧就是郑振铎步上文学征途的第一个高潮期——以进行文学研究和发表文学评论为主要特征的文化活动活期，达到了第一高度，因而也表现出他作为一名新文化战士的极高的成熟度。爱因斯坦曾说过：“要是没有志同道合的人的了解和同情的感觉，要是我不全神贯注于这个目标，这个在科学和艺术研究领域中难以达到的目标，我的人生就会感到空虚。”可见，这种良性小环境对于人才的成长和成功是多么重要。

　　   以上五种因素给郑振铎造成的外动力，与他的内动力的有机结合，就产生了决定他前进方向与快慢的合动力，即实际推动与引导他成长、发展的力量。正是这种力量的强大与持久，郑振铎不但先于一般的同龄人而成熟，并且能够经历各种挫折而不气馁，战胜重重困难而百折不回，取得一个又一个的成就。

　　  郑振铎的成才道路是复杂而曲折的，但它是一条成功之路。这条成功之路可以为我们提供许多十分有价值的教益，对于个人或教育工作者和教育部门都是宝贵的。尤其在今天我们的事业需要有千千万万各种各样的人才，处于“变人口大国为人才大国”的历史时期，郑振铎的成才经验，就特别显得重要和实用。本文所提到的几点，当然并不能概括这条成功之路的全部经验，甚至对所接触到的内容也未能做出精确的反映，这是作者事先就清楚的。作者写此文的目的，仅是想借此寻求打开这座矗立在我们眼前的经验宝库的大门。

　　   先秦时期，我国的一些社会教育家就总结出了“人以学为本”的成才经验。郑振铎的成才道路，又一次体现了这种人生真谛，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效法的真实的典型。

　　  一句话，郑振铎作为我国一名现代杰出人才，他是从反映历史文明和时代精华的浩瀚学海中飞起的大鹏。

（转自《学海飞鹏》第178页～193页。此文1989年9月

获“全国大学学习科学首届学术讨论会”优秀论文二等奖）

　　 附 文 2

追  念  振  铎

——摘自《学海飞鹏》代序

　　

　　  附 文 3

　　                              

　        　——摘自2006年4月23日布衣生活信息网www.booyee.com.cn

1958年11月2日

　　                                           

　　    后  记  本文原载国家图书馆2008年12月出版的《文津流觞》总第二十五期－－纪念郑振铎诞辰110周年专号第175页～184页。这次网上转发，添加了照片若干和附文3、附文4以丰读者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