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学权主义的迷人光华 ，一种生命范式
——记一级教授金士宣的求学经验
北京交大关工委副主任 承仁义
概 要 本文以记叙笔法，对一个来自浙江贫困农家弟子如何走进高等学府？如何在大学生时期写出中国第一本《铁路运输学》？以及如何于留学4年中连获硕、博两个高端学位的不寻常经历，进行了审视与透析，从而抓摸到其“成功的源头——他的现代学权主义”，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现代生活经验、一种生命范式和催生出学习指导的新创意——应当号召人人成为现代学权主义者。
关键词 现代学权主义
金君士宣……新著《铁路运输学》……余受而读之，镾叹致力之勤，蓄意之远，而中国于是乎始有铁路运输学矣。
——时任交通总长 高洪恩
2000年10月8日，是我国著名铁路专家、教育家、中国铁路运输学科创始人和奠基者金士宣教授诞辰100周年纪念日，因而在即将跨入伟大的21世纪的时候，引起了我们对他的深深怀念。他是一位具有坚定意志、顽强毅力和卓绝创造精神的爱国知识分子，他的精神鼓舞我们在科教兴国的道路上奋勇前进！
以上这段话，是11年前发表在同年12月20日《北方交大》校报上纪念一级教授金士宣诞辰的文章《发愤图强事铁路，诲人不倦植桃李》的开头话。经过近10年来进一步的深入发掘与研究，我们发现，金士宣取得如此成功的源头是他的“现代学权主义”。也就是说，他是一位现代学权主义者，这是他走向光辉成功的根本原因。
金士宣的学权主义，是伴随他的成长、成熟而形成的。但迄今为止，这方面的情况却鲜为人知，读者若有兴趣，不妨跟随我的拙笔浏览一番,以先睹为快。
生于劳碌农家
金士宣，字子和，男，浙江省东阳县人。
1900年10月8日，属于古代越文化圈范围的东阳南马镇泉府村，在一个自食其力的金姓大家庭里，又增添了一名男孩。因为在他之前，除取名春香的大姐之外，已有大哥“士魁”、二哥“士财”两位，按“士”字辈往下排，他被取名“士宣”。谁也不会想到的是，在他之后，又有四弟“士辉”，五弟“士贵”相继而至，一大家子，人丁兴旺，好不热闹。
金士宣
这个时候，距越王勾践实行奖励生育的那会儿，已有2300多年，实在太久远了，社会的变化也不知翻了多少个个儿，那种国家奖励生育的大好事，早被人们忘得一干二净，甚至连想都不敢想了。但是，在那“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时期形成的“奋发努力，自强不息”的文化传统，却在这片土地上因因相袭，代代相传，不仅保留了下来，而且得到了发扬光大。例如，在这个金氏大家庭里，就充满了这种文化氛围，并影响着少年金士宣茁壮地成长起来。
金瑞兴夫妇
这话还得从他的祖上说起。
金士宣的祖父名叫家烈，赤贫，不识字，连自己的名字也不认识。祖父有三姐一弟，都和曾祖父同住在一间租赁来的两层楼里，家无片瓦，地无分毫，只能依靠祖父兄弟俩做零工维持艰难的生活。祖父20岁时，曾祖父就给他们兄弟俩各20斤大米，要他们离家外出谋生。后来，祖父做了竹篾工，少祖父做了泥瓦工，两人各自靠自己的勤劳闯出了一条生路。
经过辛勤奋斗，祖父家烈直到30岁才积蓄了一点血汗钱回到家乡，另租了一间房屋，娶妻张氏，组成了家庭。从此，他放下手上篾工活，改事贩卖民间所需的日常用品。春夏秋冬，年复一年，开始有些生疏，慢慢地，随着情况的不断熟悉，经营状况也逐步有了改进，日子倒还过得下去。不过，稳定的生活又带来了新的问题，张氏接连生下七子一女，日子越过越紧，不得不想方设法寻找新的出路。他的办法仍如曾祖父那样，早早地把这群孩子发动起来，各自为生活而劳作。从此，这种生活方式成了这个家庭的一种文化传统
金士宣父亲一代一色七个男丁。父亲端兴是长子，自然首当其冲，四、五岁的时候便由祖母陪着在本村石吉头渡口的一座凉亭里，将一篮子的桃子或者橘子等物分成三堆，每堆数量分别为一个、二个、三个，设摊叫卖。祖母先嘱咐好了每一堆的出卖价钱，让年幼的父亲一个人坐在地上当摊主，等到下午的时候祖母再来收摊。聪明的小端兴总能将卖货所得的钱和剩下的水果无误地交给祖母。家人看他的天性还算聪颖，就送他去私塾，唸了两年书。在当时，能达到认字算账，也就是家里的得力助手了。两年后，先是跟着祖父去赶集贩卖民间日用品，等到了15岁的时候，个子长高了，经验多了，为父分劳，那是责无旁贷的事，便同祖父一同前往较远的绍兴余姚县临山镇一带，开始了远距离贩货的商业生涯。
他俩第一次采购的是质量一般但价格便宜的黄毛棉花。那是一种黄色的短纤棉，因为便宜，仅仅在农村有些销路。父子俩先把棉花通过运河与曹娥江，水运到嵊县长乐镇，再另外雇一两名挑夫，一起挑到家里，随后再赶送到市集零售，从中赚取一点差价。就这样，他俩靠着勤劳、刻苦和精打细算，养活着这一大家子人口。等到六个兄弟都渐渐长大，能劳动的人手多了起来，大家就分工配合，一齐上阵。
长兄端兴带着聪明能干的七弟凤沧，专门去外地采购货物运回家乡销售。他们除了到临山镇采购黄毛棉花之外，还根据临近农民的需要，贩卖一些肥田用的产品，比如到嘉兴府的平湖县买花草子和去湖州府吴兴县买猪毛，然后再通过运河、钱塘江和金华江，水运回来。二弟凤清和五弟凤良就负责把从外地买回来的商品运送到各集市，零售给农民，每天也是早出晚归，非常辛劳。三弟凤鸣不愿在家里劳动，就在邻村葛府杀猪出售。六弟凤兰，则辛辛苦苦地耕种着从地主家租来的很少的几分田地。四弟凤祥（德修），因为天资不错，又喜欢读书，而且家里的劳动力已经够用，经济负担也没有先前那么沉重，家里人就容许他一直读书而不用肩负养家的责任。
金家烈和金端兴父子们勤俭持家，谦虚对人，讲究诚信，在村里渐渐地有了一定声誉，再加上一家人的聪敏，小本生意越做越红火，营销经验越积越多。为了扩大经营，从1912年开始，便向村里的富户借了钱，做起了火腿买卖。主要是到山区安文镇和缙云县壶镇两个地方收购农民自己腌制的零星火腿，雇人挑回家里，经过加工修整之后，再由东阳南江、金华江、钱塘江和肖山至曹蛾江的运河，辗转运到临山镇出售。然后，又用卖火腿的钱再购买棉花、草子、猪毛等等货物运回家乡零售给本地农民。这样一来，运费节省了一半，时间效率提高了一倍，生意也就更兴旺了。
后来，又在泉府村到南马镇的大石拱桥的南桥头地方，开设了一爿叫“金福太”的南货店，店里除了南货，还卖些猪毛、草子、石灰等肥料，由金端兴的二弟金凤清和大儿子金士魁打理。再往后，金家又办起了运输，开了一家“过塘行”，专门为过往客商代办“货物水运”的业务。
金家老宅
就这样，从家烈起的金家三代人，依靠自己的劳碌，由小贩开始走上了商业发展道路，这是主业。另外，在农耕上，由租佃为农到自购为数不多的田地，独立耕种，虽也得到了发展，但收成并不能维持大家庭的粮食需求，每年还是要购买一些商品粮填补。至于住房，也由原来的租赁转为购买别人的旧房进行修葺，后来又盖了几间新屋。但是因为家里人口众多，总体上仍显拥挤，计算起来，祖父活着的时候，已是四世同堂，十一对夫妇，以及他们的孩子们，统统挤在这一栋房子里，其中，有幼年的金士宣和他的大姐与四个兄弟，济济一堂，很是紧张。
尖荷凸显异禀
也许是因为住房拥挤，金士宣三、四岁的时候，就跟着祖父和继祖母包太夫人同床起居。
小士宣的陪伴，给两位老人增添了许多家庭温情和生活乐趣。年老人睡眠本来就少，而劳碌一辈子的两位老人，已习惯于每天黎明前的生活谋虑，天还没亮，就要议论大小家事。但是，自从有了小士宣睡在身边，他们的议论不得不有所顾忌：只要发现小士宣醒了，便把话头转到乡间发生的好人好事上；只要天一亮，便即刻起床。日子长了，这种习惯被小士宣发现了。乖巧的他，于是尽量不让老人发现自己已经苏醒，一动不动，默默地聆听着他俩的谈话。这样，他就既听到了家里的许多事，也懂得了什么是好人好事，什么是坏人坏事，有了朦胧的是非爱憎观念。尤其是那些勉励他的话，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深深地扎下了根。即便是老人早起的习惯，也自然地传到了他的身上。金士宣说过，他早起的习惯就是在这个时候养成的。这段时间，祖孙间感情融洽，影响深远，特别是他的好奇心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和培养，一些心理素质，如兴趣、注意、耐心、记忆等，都得到了锻炼和提高。
到该上学的年龄了，他照例也被送到本村的永嘉初小，读四书五经。因为聪明好学，成绩不错，小士宣很受先生的喜欢，特别受到后来担任小学教师的四叔德修（凤祥）的喜欢。四叔总是带着他出去玩，给他讲历史故事，讲外面的世界，讲泉府村、南马镇、东阳县之外的世界，他从此知道了杭州、北京、美国，知道了山外有山，天外有天，知道了读书可以帮助他看到外面的世界。
四叔德修在离泉府村35里的南溪沿小学教书。后来，因爱妻去世，悲痛万分，就把三侄士宣接到身边，让他一面在那里读书，一面陪伴自己，以解心头之痛。
小士宣当然高兴得很。但是，仅仅过了两个月，士宣的父亲端兴突然来到南溪沿小学告诉四弟德修，杭州的政法学校正在招生，劝他去报考。德修因丧妻之痛未愈，想换一个生活环境，在大哥的关怀与劝说下，索性跟着他一齐去了杭州。因为两人走得急促，竟然连身边的儿子和侄子都没有打个招呼就走了，更不用说安排小士宣的生活了。小士宣只得孤零零地留在了这个陌生的地方，自己料理自己。这次离家读书，对金士宣来说是头一遭，所以不仅印象深刻，而且是一次“游学”尝试，打开了他的思路。
这所小学设在南溪沿杜家祠堂里，灵台上陈列着数百个死者的木头牌位，台下存放着空棺材，阴沉沉的。唯一的亲人德修叔走了，小士宣感到十分孤单，他虽然对父亲的举动十分不满，但想到他是为了帮助四叔考上大学，心理不觉又温暖起来了。好在学校的教职工都喜欢这个聪明用功的孩子，给了他很多照顾，他也舍不得抛弃学业，立即离开。9岁的他，第一次独立地做出了决定：坚持念到学期结束。
学期终于结束了，他便恳求国文老师将他送回泉府村的家。开学后，他又重回永嘉小学，接着读四书五经和算术，直到四年级初小毕业。
随着家庭生意的越做越活络，金家经济上的窘境开始缓解。但是，只因家里存在着从商务农的传统气氛，并不看重子女的教育，在父辈兄弟七人中，也只有老四德修（凤祥）在继续读书，其余的都是念二、三年就参加劳动，忙生计去了。这一来是生活所迫；二来也是不懂得知识的可贵，学习的重要；而且，已经习以为常，成了家风。到了金士宣这一辈，仍沿着这条路往前走，大哥士魁在一家南货店做伙计，二哥士才务农，四第士辉先是替人家牧牛，后来又托人说情，到东阳火腿商人在杭州联合经营的“和济火腿行”当了学徒，那里不仅工作紧张，而且生活艰苦。五弟士贵年小，是后来金士宣参加工作时带出来读书的。当然，一个个都很顺从，听话，有事做，有饭吃，不是已经很好了吗？还有什么可说的！
但是，这个“家风”，在小士宣身上却刮不动了。
小士宣初小毕业，按照两个哥哥的先例，他就应该出去工作，不事农，就从商。然而，小士宣却提出了继续上学的强烈要求，他要到离家十里远的宏毅高等小学去念书。这是家里人谁也没有想到的，就连疼爱他的爷爷奶奶也不曾想到！祖父的第一个反应是坚决不答应。因为离家上学，要缴学费和膳费，虽然钱不是很多，那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呀！他还是那个老主意：读些书，能够认字算账，不耽误生意买卖就足够了，何必再去浪费那些时间和金钱呢？可是，小士宣是铁定了心，在那个寒假里，他反复哀求，希望祖父能够同意。家里人并没有当回事，只把它看成是小孩的一时兴趣。
不过，有一个人不仅懂得小士宣的心思，而且坚决站在他一边，这个人就是四叔德修。他从杭州回家过寒假，知道这事后便不停劝说父亲改变主义，并诉尽了上学的好处。但这位一家之主仍然固执己见。
这时发生了一件事，使僵局出现了转机。
几年前，金家烈向本村的地主买了一块地，当时，双方谈定的是“买断”。金家烈不识字，签订契约的时候是由村里一个能识文断字的人帮忙看的。签约的第二天，地主家派人来说：“地契上有些细小的问题需要再作修改，请金家烈再去商量。”地主知道他不识字，趁机把原来的“死契”改成了“活契”，瞒过了他这个“睁眼瞎”。就在这个冬天，地主带着帮手前来收地，说是契约上写明的期限已到。当金家烈拿出契约看时，才发现白纸黑字，“死契”已变“活契”了，真是浑身是嘴也辩不清。老人想起自己吃的这个“哑巴亏”，懊恼不已。面对三孙子的苦苦要求和四儿子的耐心劝说，他终于松了口，答应了让小士宣继续上学的要求。
这时的小士宣，就像一株尖尖的小荷，不时闪烁着不同于寻常孩子的禀赋，但是，除了他的德修叔觉察到那种闪光之外，可能谁也没有见到。
学习渴求如火
小士宣生活在泉府村的时候，并不是一味读书，什么也不干，农村孩子嘛，那能光吃不做？他在本村永嘉初小念书的两个暑假中，就已经担当些割草、放牛之类的活儿，所以也有些劳动能力。1912年2月，不满12岁的他，便独自一人挑着铺盖和一竹篮的杂物向十里以远的宏毅小学进发。一路上，呼吸着早春天气清新的空气，望着周围片片嫩绿的树叶在微风中自由飘荡，头顶上不时有三三两两的小鸟飞过，那叽叽喳喳的叫声，好像在向他道贺。轻松，愉快，惬意，他第一次感到，这世界是属于自己的。
金士宣幼年住所外观
金士宣幼年住所室内
当他跨进弘毅高小的校门，真正独立的学校生活便开始了。当时的学习条件十分艰苦，学校供应的饭食非常简单，金士宣更多的时候吃的是从家里带来的霉干菜和自己煮的米饭。那时当地读高小的贫家子弟，为了节省上学开销，都是从家里带上大米和梅干菜自己烧饭吃。铁炉、铜碗、梅干菜，成为学生的必备之物。铁炉用来放炭生火；铜碗是用清朝铜币融化而铸成，非常薄，放在铁炉中煮米饭；梅干菜由腌制好的咸菜风干而成，可以长期存放。快到中午的课间，学生们拿出铁炉，用木炭生着火，把放好大米和水的铜碗放到炉中，置于教室外面的小房子里，让它慢慢地煮，到上完一节课时，铜碗里的饭差不多也就熟了。所以，学生们尽可安心听课，直到阵阵饭香飘进教室的时候，也就该下课了。在东阳，除金士宣之外，还有雷达专家葛正权、植物学家蔡希陶等人，少年读书时都是自己烧米饭和吃梅干菜度过的，所以梅干菜在当地又被称为“博士菜”，用以纪念那些刻苦读书的前辈，并勉励当地的少年学生读不嫌苦。这是后话。
宏毅高等小学是东阳县西南两乡首先创办的学校，教师的知识水平和素质都很高，国文、数学、英语三门功课的教学质量也较高。穿粗布衣服吃梅干菜的金士宣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尽管生活艰苦，但学习是快乐的，到1915年4月学期将满时，他已读过四本英语教科书，并且能够从头至尾准确背诵。毕业前夕，他在报上见到一则清华留美预备学校的招生广告：“要在浙江招考5名新生”。这触动了他的心思，他想，这是个机会，不妨一试。于是直接向校长提出了这个想法。不料，校长的答复给他当头泼了一盆冷水，说：“全省只有5个名额，没有录取希望。不准去。”小士宣起先有点懵，过后思量：“什么事还得靠自己。”没多久，姐姐出嫁，他就乘机告假回家走了一趟，参加姐姐的喜事。碰巧的是，回来参加姐姐婚礼的七叔，有事要到余姚县的临山镇去，途径杭州，他心生一计：何不与七叔一同前往，先考了再说。当然，最好求得祖父的允许。他对祖父说：“清华是公费学校，毕业后可以保送留学美国。”没有想到的是，祖父竟含笑首肯了。七叔考虑到他年幼，初次长途跋涉不适应，要他先走一天，到东阳县城等他，待两人会合后再陪他去杭州。
商定后，小士宣独自背着一个小包裹上了路。他一面走一面想，这次祖父怎么如此痛快就答应了呢？他百思不得其解。也许是像弘毅校长一样认为他考不上，所以答应也没关系？也许是因为不要家里出钱？……哎，不管它了，反正让我去考就行。因为心里有事，周围的景色并没有引起他的注意，也没有了几年前去弘毅时的那种快乐和轻松，他只想快点到县城，不要让七叔等他。他一连过了“光青”和“南午”两个山岭，赶了50来华里到达目的地，休息一夜。
第二天上午，七叔来到县城与他会合，两人继续赶路。这天，经过义乌县的二十三里镇，到苏溪镇歇夜，走了55华里。第三天，穿过楂林镇，爬上义乌、诸暨两县交界的宣何岭，又经宣何、安华和牌头三镇，来到位于蒲江中游的诸暨县城。这天共走了75华里。16年后，即1932年，由金士宣担任运输科长的杭（州）江（山）铁路修通，把这三镇连在了一条交通线上。这也是后话。
小士宣3天走了180华里。第四天换乘木帆船顺流直下，航行一夜又半天到达肖山县临浦镇。坐船比走路轻松多了，但船小人多，拥挤不堪，乘客绝大多数是东阳前往杭州、嘉兴、绍兴各府县做裁缝、泥瓦木工等穷苦劳动者，这种情景，后来常常盘旋在金士宣的脑海中，形成了故乡情结。
上了临浦镇，换乘气轮船，两个小时的路程便抵达了目的地——杭州，这是小士宣近来日思梦想的地方。但是，这时的他，根本没有游山玩水的兴趣和时间，他急匆匆地完成了应考事务，又急匆匆地踏上了归路。
投考清华留美预备学校的人数约有200多。考试课程除国文、数学外，还有英语作文、听写和口试三项。听写时，他坐在后排，一位英语先生站在台上朗诵，实在听不清楚，他只写下了多半而已。
小士宣的这次远行初征，虽然没被录取，但收获却是多方面的，而且是巨大的。最大的收获是进一步坚定了他的求学渴望，而在求学实践上得到了一次实践演练。
在杭州投考清华留美预备学校的日子，小士宣借住在“合济火腿行”，就是四弟士辉当学徒的商行。商行陈经理见这位小同乡人活泼，英语、汉语都不错，心中喜欢。正好，从平湖县买花草籽返程的父亲也到这里歇脚，父子俩在这里不期而遇。士宣父亲认为这是个机会，就提议让小学将要毕业的士宣留下来学商业。这正合陈经理的意，当即答应。但是，他们的主义遭到了小士宣的坚决拒绝。
就这样，他跟父亲回到家里，正好赶上了高小毕业考试，而且顺利地取得了毕业文凭。
在此要补上一笔，当年的宏毅高等小学，如今已发展为南马高级中学了。
三次维权成功
学习,是一个具有层次性内涵的概念。不过，其首要的也是最基本的义项即是接受正规教育。社会成员的受教育权利是一项基本民权,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对这一权利的有效保障程度，是衡量该社会进步水平的一种尺度。例如，义务教育制度有效实施的水平高，则这个社会的进步相对说来会比较超前，而高等教育的普及率，则更是现代社会发展水平的主要标志。所以，维护社会成员的学习权利，在本质上是维护社会进步。因此可以认为：受教育的学习权利是社会的最高民权，或称最高人权。
但是，这种意识在我国历来十分淡簿，甚至到了今天，仍令人不无忧虑，包括社会成员个人对此种最高人权的低觉悟、社会舆论的不能认同和社会法制保证的缺失，以及决策领域的空白等诸多方面。不过，金士宣则与众不同，早在近百年前，他就开展了“维护自身学习权利”的行动：第一次行动，赢得了进入宏毅高等小学的学习权利；第二次行动，争得了投考清华留美预备学校的机会；第三次行动，获得了升入宗文中学学习权利。这是笔者在研究金士宣生平材料时，对他自觉或不自觉维护个人学习权利行为产生钦佩之情的根本原因。
今日浙江南马中学校门
该校内景
小士宣3天跋山涉水360华里，赴杭投考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没有录取。这件事，在他身上产生的影响，不是知难而退，而是知难而进。高小毕业后，他又一次向祖父提出要到杭州上中学的要求。没有想到的是，祖父并没有像第二次那样含笑而允，反而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坚决拒绝。
祖父的态度变化，并不是不愿意这个聪明伶俐的孙子出门深造，在老人内心深处，其实爱怜有加，只是在他的账本里，列不进这笔数目不小的支出。面对小士宣的再三哀求，老人终于想出了一个缓冲之计，把士宣的叔叔们找来商议，将“包袱”甩给全家。这个计谋的确很灵验，至少是不需要老人独自负担经费了。
商量的结果是这样的：叔叔们都同意士宣到杭州读书，至于学、膳费用，分两处拨出：从全家总帐里津贴一半，每年约40银元；其余一半由士宣父母设法负担。因为士宣母亲的娘家家境较好，带过来一点钱，这时正好派上用场。老人不好再固执己见，来了个顺水推舟。金士宣的第三次维权又成功了。
听到这一结果，小士宣不用说有多高兴了！他从心底感激祖父，感激父母，感激声援他的叔伯们。
来到杭州，金士宣对全市的中学状况，做了一番考查了解。
当时的杭州，有浙江省立第一中学、之江大学附属中学、安定中学、蕙兰中学、宗文中学等多所。有资料说：“各中学校中，以第一中学与宗文为最（1913年7月，浙江《教育周报》12期报道）”。金士宣最终选读了宗文中学，放弃了第一中学。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后者不仅历史最悠久，尤其宗文的创建人周士涟的办学精神，实在感人至深。
周士涟(1756—1817)，字补年，清代嘉兴新丰镇人。嘉庆初年,周士涟感于自己年少时因贫废学，眼看许多贫寒子弟无力上学，乃出其家财与友人汤绍歧、袁在山、张锦渊等合力在新丰中市创办平林义塾，接着又先后创办了盐溪(其地名不甚详，可能即是平湖盐运河)、尚文(在新丰西市)、里仁(在竹林)三所义塾。汪廷珍视学至浙 江，闻周氏之义举，欣然作记。记云：“义学者所以济乡学之穷也，然非好义者不能举，好义而无力亦不能举。周生家无担石而克举之，卒底于成，此殆孔子所谓欲立立人者哉。方周生之倡议也，有百计阻之者，卒不懈，人以为难。”所谓家无担石，是指周士涟家无担石之米。嘉庆十一年(1806)，周士涟去杭击钲(古时一种用铜做的乐器)于途，募捐办学。汤绍歧首捐百金，其他善人亦多乐助，遂在杭州三桥址安定巷租屋，创办了一所宗文义塾，延聘五师，课徒五十，分为五级。学生入塾，自备衣被，凡笔墨书籍饮食等均由塾供，优秀者给予奖励。凡学生参加科试，一切车舆保结各费用，及入泮后学中老师之蛰仪等，皆由塾支付。如乡试中式，则公车北上之费，塾中仍酌予津贴。如此，义塾开支甚大，周士涟虽罄其家，仍不济，乃与其次子出门募捐，风雨寒暑从不间断，士涟因劳成疾。时海宁朱裔(号蒙泉)在杭行医，知士涟为兴义学而致病，即为周义诊，同时出资捐助并劝募膳米。凡来就诊者，不收酬金，而劝人移助宗文。士涟病愈后，学使李宗昉为题《疗学图》，表彰其事。周士涟又得到蒋少农、董孝廉和徐步鏊、徐秋如兄弟两孝廉相助，徐氏兄弟慨然捐助祖遗保安坊屋三十六间义塾校舍。魏仓伯广文与在籍之俞侍郎又呈请官府，由盐运使拨款，作为宗文义塾的常年经费，免去周士涟沿街击钲募捐之劳。周士涟在杭办义学，其影响甚大。尤其是其妻死无以为殡，子壮不能授室，而其志不衰，为杭人所敬重。某绅士愿将其女许配士涟幼子为妻，然而周家无力迎娶，校董决议由义塾出资助之，士涟力拒。后由各校董合力助婚，才得成其良缘。对周氏之义举，后人有“南周北武(训)”之誉。其实周士涟出生先于武训82年，其精神更是可贵(《杭州市志》市志办方志纯文)。
杭州第十中学（原宗文中学）
宗文中学从创建至今已有200余年历史，1806-1904年为宗文义塾阶段；1905-1911年（公立）为宗文学堂阶段；1912始为私立宗文中学阶段。这正是金士宣所要寻找的学校啊！他毅然决定投身于她的怀抱。有史料记载，宗文中学于1956年以后改称浙江省杭州第十中学。新中国首任教育部长马叙伦、史学家吴晗和张天翼、诗人戴望舒和刘大白、美术家董希文等名人，均就读于宗文中学。学校现为杭州市优质高中、浙江省现代教育技术实验学校、全国教育科学重点课题实验学校。
宗中大开眼界
求知欲旺盛的少年金士宣，来到这样一所学校，正如旱苗得雨露，走上了茁壮成长的快速道。他在饱饮各类知识的过程中，大大地开阔了视野，逐步构建着自己的是非观、价值观、荣辱观、爱憎观、审美观和责任感，形成了新的时空概念和生活态度。
就在金士宣来到人间的20世纪初，辛亥革命的浪潮席卷全国，浙江最先觉醒的新兴知识分子和全国其他地区的新兴知识分子一道，创办了《江苏》、《浙江潮》、《苏报》、《中国白话报》等20多种政治性刊物；还出版发行了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邹容的《革命军》等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小册子130余种。他们以报刊为重要阵地宣传民主革命学说；一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翻译了不少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著作。蔡元培翻译了德国科培尔的《哲学要领》，严复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和亚当斯密的《原富》等著作。与民主思潮广泛传播的同时，国内外出现了许多革命团体。影响较大的有兴中会、华兴会、科学补习所和光复会。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成立。孙中山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作为政治纲领。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一个新阶段。 而清政府的“铁路国有”政策一公布，立即引起湘、鄂、川、粤四省各阶层人民的反对，出现了广泛的保路运动。保路运动规模最大、斗争最激烈的是四川。1911年6月，四川成立保路同志会，宣布“以保路、废约为宗旨”。9月，全省60余县成立保路公会，数千万人卷入运动。清政府调湖北新军入川，“实力弹压”保路运动。四川保路运动成为武昌起义的直接导火线。11日，起义军占领武昌城，成立湖北军政府；12-13日，起义军攻占汉阳、汉口。武昌起义的成功，鼓舞了全国各地人民的革命斗志，首先响应的是湖南和陕西。此后，江西、山西、云南、贵州、浙江、江苏、广西、安徽、四川以及福建、广东等省先后宣布脱离清政府而独立。1911年12月29日，孙中山以16票的绝对多数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旦，孙中山宣誓就职，宣告中华民国成立。3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28日，各省代表会议改组为临时参议院，成为临时政府的最高立法机关。但是由于袁世凯窃取了政权，于是又爆发了“二次革命”。不久，“二次革命”被袁世凯镇压，开始了复辟帝制的活动。1915年12月25日，蔡锷在云南宣布独立，组织护国军兴师讨袁，发动护国战争。随后，贵州、广西、广东、浙江、陕西等省相继宣布独立。在护国军的打击下和全国一片讨伐声中，袁世凯不得不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中国进入了军阀混战时期。
辛亥革命以诞生第一个资产阶级政权为其最高标志，但它的更巨大的意义，还是一次对封建意识的大扫除和对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有力冲击，是一次国民自主意识的大解放。尤其为正在成长的青少年开辟了新的独立思考之路。在这种思想解放运动中，许多英雄人物发挥了榜样和催化剂的作用，例如秋瑾烈士就是其中的一位,她以30岁的青春生命和染血诗句打动和激励着进步青年。“汉家宫阙斜阳里，五千余年古国死。一睡沉沉数百年，大家不识做奴耻……心死人人奈尔何？援笔作此《宝刀歌》。宝刀之歌壮肝胆，死国灵魂唤起多……”。她的这首《宝刀歌》,同样让金士宣激愤不已,更加勤奋于学业。
但学校规定，寒暑假期间学生不准留住校内。这让他感到不安和苦恼。他想，寒假只有两个星期，回家一次途中需化6天时间，这种长途跋涉对青年人的身体锻炼是有益的，但对于学习却是一种损失。至于暑假，虽然有一个月，回家后不能不担负农活，那也要占去一部分时间。要是一年两个假期都回家，路费也是一个负担……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最终找到杭州城隍山（现名吴山）上的小寺庙，和寺庙主持商量后，在那里租房度假，安下心来复习数学、英语等功课。房租一个月一块银元，伙食自理，比在学校的费用还要省。为了加速提高英语水平，他从一年级起，就订购了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语周刊》，达两年之久，获益很大。三年级时，他和同学们一起到苏州春游，在参观江苏省立中学和工业学校的时候，见那里的英语、数学、物理、化学课程，用的全是英文课本。这件事，使他感到自己还有不足之处，于是又购买了有关的英文书，加紧攻读。俗话说，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他的英语基础有了极大的长进。
在读完三年级后，他开始考虑中学毕业后怎么办的问题。他想，既已出来读书，再回家种田，必然受人取笑。他曾想投考杭州邮局“邮务佐”的差事，因为竞选这个岗位，只考国文、英语、地理三门课，而且离家又较近。但了解的结果，知道1919年中学毕业的这年，没有招考任务，好事难成。就在这个当口，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消息传到杭州，群情激愤，学生们纷纷走上街头。少年金士宣也几次和同学们一起上街游行，声援北京被捕的学生，宣传抵制日货。他的注意力，一下子被吸引到了北京。
他在关心国家大事的时候，突然从报纸上发现一则北京政府财政部税务学校在上海招生的广告。该校以培养国家海关税务人员为目的，英语考试有作文、默写、口试三项。正在考虑今后出路的他，没有多加思索，就不经告假去了上海，想报名投考。在场主考人员告诉说：“你还须再准备一年，明年再来！”也许是因为接待人没有见到他的中学毕业证书，不符合规定才立即拒绝了他。他只得扫兴而归。
返回宗文中学，他才知道，省教育厅已命令各大中学一律提前进行期末考试，提前放了暑假，全体学生都已离开学校。诚实的金士宣，于是向朱煜校长承认了擅自离校赴沪的错误，要求准予补考。朱校长见他能主动讲出实情，承认错误，便答应了他的要求，准予补考，并发给了毕业文凭。
金士宣在宗文读书4年，对他来讲，可称得上是一个茁壮成长的奠基时期。他已不再仅仅作为东阳金氏后人之一而存在，而思考，而行动。他十分认同秋瑾的思想，而且成为一名暗中的追随者：“炎帝世系伤中绝，芒芒国恨何时雪？世无平权只强权，话到兴亡眦欲裂（秋瑾《剑歌》诗句）”；“几番回首京华望，亡国悲歌泪涕多（秋瑾《宝刀歌》诗句）。”他也被孙中山的如下一段讲话所触动：“今日之世界，非铁道无以立国。中国地大物博，如满洲、蒙古、西藏、青海等处，皆物产殷富之区，徒以交通不便，运转不灵，事业难以振兴，蕴华无由宣泄。……前清借债筑路，往往回扣过重，又以办理非人，故弊害立见。……昔美国亦借债筑路，主权未落于人，即属有利无害，可知借债未为失计……唯有仿照美国不使权利损失（1912年2月22日，中山先生在上海新成立的“中华民国铁道协会”为他举行的欢迎宴会上的讲话）。”他想起从东阳跋山涉水3天360华里到杭州的艰苦，加深了对这番活的感受，对铁路事业，有了第一次的理性认识。
不过，这些大方向，毕竟是他未来的事情，随着日益临近中学毕业，“毕业后何去何从”的现实问题，像一块巨石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心理清楚，在他的大家庭里，祖父和父亲决不可能允许他升入大学，但要是回去务农，或学做生意，那何必当初闹着到杭州来上中学呢？好没面子。他深深地陷入了危机之中，常常想起秋瑾的又一个诗句：“秋风秋雨愁煞人。” 他此时的时空概念，已经扩展至“上下五千年，四海为一体”，的境地，也与“国家民族的存亡兴衰”相联系，眼宽心宽，神驰四海。
引导他突破这一危机的闪光，来自他参加几次杭州学生大游行。
1919年5月4日，北京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当天下午，北京大学等13所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从“红楼”等地出发，冲破军警的阻拦到天安门前集会演讲，举行游行示威，提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取消21条”和“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等口号。集会后，游行队伍来到朝阳们内赵家楼胡同曹汝霖（曾任北洋政府外交部长并参与同日本的谈判）的住处。愤怒的学生冲进曹宅，痛打了正在宅内的章宗祥（曾任驻日公使，伙同曹汝霖、陆宗舆与日勾结，出卖主权），放火烧了曹宅。军警当场逮捕了30多名游行学生。为了声援北京被捕学生，杭州学生纷纷走上街头游行，并宣传抵制日货。金士宣连续几次参加了游行活动，表达了他的爱国心声。就是在一再与爱国学生共赴游行现场的过程中，他似乎听到了北京在向他呼唤！看到了北京向他挥动的手！脑海里泛出了一个念头：“秋瑾女士能够冲破家庭的束缚孤身远渡重洋到日本去学习，我为什么就不能去北京学习呢？！”在他想来，父亲和祖父不同意他上大学的主要原因，那是家贫无力支持，若是无需家中负担，大概是不会反对的，还没有听说哪家大人不乐意自己的孩子考上状元的！于是，一个大胆的行动计划在他胸中形成了。
其实，这个计划是他前两次“擅自离校赴考”的修正版，就是“自筹旅费，赴京高考，先斩后奏”。
“准备一年，明年再来！”他没有忘记上海那位主考先生对他说过的这句话。“嘿，再过一年，连黄花菜都凉了！”他的嘴角略过一丝微笑，显出不屑考虑的神色。但是，要是见到家人，问起今后打算的事来，该怎么说呢？他想：“只有赶紧离杭，让他们见不到我。”
想到这里，他立刻找到还在和济火腿行做学徒的四弟士辉，向他借了30块银元，作为赴京盘川和考学之用。他的闯劲又上来了。
7月的一天，气候炎热，处于极度兴奋状态的金士宣，轻装简从，离开了杭州。
那时没有直通旅客列车，去北京需经沪杭线转沪宁线，再转津浦、京奉（即今天的京沈线）两线，换乘三次列车，并在沪宁两地各住宿一夜。第一次出远门的金士宣，耐着性子跟着人流，循规蹈矩地上上下下，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好不新奇、开心！因为一路都是新面孔，新着装，新光景，倒也并不寂寞。旅途中，他每日必买一两份报纸，除了浏览时事，主要是寻找北京各大学的招生消息。
闲话少说。金士宣怀着满腔希望和几多疑惧，走进了向往已久的北京城，在小胡同里选择了一处“家庭公寓”住下。他无心寻访名胜古迹，一连参加了4所大学的招生考试。先考了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农业专门学校和政法专门学校等4所，共花4元报名费。虽然都被录取了，但他都没有报到，因为这些学校毕业后，一来就业没有保障，毕业就有失业的可能；二来和自己的志趣有相当距离。他知道，交通部铁路管理学校的招生日期稍迟，但毕业后将派到铁路上工作，如果成绩优异，还有被报送出国留学的机会。等到考期，他喜出望外，抱着必胜的信念，走进了地处府右街的该校考场。投考铁路管理学校的考生共有500人，录取名额只有100名，包括英文班60人，法文班40人，而多数人考的是英文班。考试课程，除国文和外语两篇作文外，其余数学、物理和地理三门，分别采用英、法两种语言。
当年铁路管理学校校门
发榜的时候到了，金士宣显赫地名列英文班录取名单的第二位。历经5场高考比赛，他终于脱颖而出，找到了自己的发展方向：铁路救国。
望着榜上自己的名字，再看看身边的观榜人群，也有喜欢也有忧，他的心理，真是百感交集。想到这次冒险北上远征，总算有了一个如愿以偿的好结果，但今后又将怎样，一下子难以说清。他边想边走，边走边想，一时间，思想上理不出一个头绪，不由得来到了天安门前。抬头望去，庄严古朴的城楼、金水桥汉白玉栏杆，还有一对挺拔神秘的华表……多么熟悉的场景啊！他突然想起，这是“五四”运动发祥地，是北京的心脏，如今，已是他心驰神往的圣地。哦，是的，在杭州听到的北京对他的呼唤，就是从这里发出的。现在，自己已经来到了这里，而且，今后要在她的怀抱中生活和学习，想到这里，一股暖流涌上了他的心头。他似乎有了明确的方向感，又想起了秋瑾，想起了孙中山的那篇“上海讲话”。于是赶紧回到寓所，给父亲和祖父写了一封报告考取铁路学校的报喜信。
捷足扩权之路
家里听到这个喜讯，当然高兴极了。不过还是责怪他“不别而行的错误”，同时又欣然同意和支持他升学读大学。 他的第四次维护学权——不，应该说是第一次扩展学权，就这样在没有发生任何冲突的情况下圆满地得到了解决。为什么不叫维权而称扩权呢？ 这里面还真有点说道。
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教育应当免费，至少在初级和基本阶段应如此。初级教育应属义务性质。技术和职业教育应普遍设立。高等教育应根据成绩而对一切人平等 开放（《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六条㈠）。”
这是第一次将受教育的学权单独列为人权的“人权宣言”。它把以学历教育为主体的学权，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为“初级教育，应属义务性”，是人人应该平等享有的“自然权利”；一种为“高等教育，应根据成绩而对一切人开放”，是在公平开放前提下，通过学习竞争择优享有的“普遍性权利”。根据这种思路，我们把金士宣前三次要求获得学习机会的行动称为“维权”；而将争取进入高等教育领域的努力叫做“扩权”，就是据此而来的。
“维权”的特点是学习主体具有强烈的学习欲求与不折不挠的斗争性；“扩权”的特点是学习主体具有突出的嗜学努力和由此而形成的学业优势。金士宣依靠前者成功地走完了“义务性”的初等教育之路，又依靠后者跨上了“择优享有”的高等教育之路，飞跃式地扩大了手中的学习权利。
金士宣在铁路学校三年半的时间里，第一年的费用是在保定附近容城县政府作职员的四叔提供的，不需要家里再拿出线了。第二年，四叔失业回家，祖父病故，所需费用，由父亲接济。由于他考试成绩名列第一，学费免交，其余伙食费每月4元，外住公寓2．5元，加上购买英语等参考书费用，每年约120元。
1919年的北京，“五四”活动并没有因为教育部要求各校提前放假而结束。5月9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宣布辞职离京，震动学界，各校学生相约于11日一律罢课，同时组织演讲团赴各处做爱国演讲。 6月3日，铁路管理学校宣布放假。该校的“五四”积极分子、二年级学生、当时“铁路管理学校学生会”出席“北京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代表郑振铎，也回到他的家乡——温州（家住沧河巷），投入了浙江的爱国运动。这就是为什么金士宣到京考学期间，各大学显得相对平静的原因。然而，随着新学年的开始，大学生们陆续返校，同时带回了大量的新情况新经验，也使这一运动步入了新阶段。
“我记得，1919年9月入校后，就不断听他（郑振铎）传达学联会的决议，并参加游行示威。”金士宣回忆道：“当时，我校东接府右街和设在中南海的北洋政府相邻，所以我们不能直接到天安门广场集会，而必需绕过西单牌楼，出宣武门，直奔骡马市大街（现菜市口东大街），再拐向前门大街，同其他从东西两方面来的各高校学生汇合，沿途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打倒卖国贼’等口号，并散发传单。起初，学生们还能从前门大街和南河沿大街口停留，向广大民众痛责卖国贼的罪行，号召打倒帝国主义，然后向北游行到天安门城楼前的广场集合开会，通过决议。呼喊口号后散会。但在以后 一次游行时，反动的北洋政府竟出动武装骑兵，在手执长木棍的警察引导下，大打 出手，走在前面的同学竟被打倒在地，我避入了一个店铺，才少挨了几下”（《学海飞鹏·怀念我国著名的文艺学家郑振铎同学》）。
郑振铎（左二）与好友瞿秋白（左一）耿济之（右一）
此后，北京的学生运动采取了隐蔽的方式，而且向更深化的方向发展。例如，1919年11月1日，郑振铎与瞿秋白、瞿世英、耿济之、许地山等人联合创办的《新社会》旬刊问世，郑振铎不仅撰写了《发刊词》，而且在创刊号上发表了他的新作《我是少年》。11月9日，郑振铎一大早与耿济之两人携《新社会》创刊号到箭竿胡同访问陈独秀。陈独秀对如何编好《新社会》作了些指示，并谈了对新文化运动一些问题的看法。郑振铎受到触动，回去后写了《我们今后的社会改造运动》一文。《新社会》“成了反帝反封建队伍里的一支勇敢的尖兵队，远到四川、两广、东北等地，都有我们的读者”（郑振铎回忆语）。由于它的影响越来越大，1920年5月1日，遭到“京师警察厅”的查封。
不过，《新社会》可以查封，革命青年的嘴却是封不住的，其时，创刊号上的那首郑振铎的《我是少年》已于同年由“新诗社”编入《新诗集》；1921年由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亲自朗诵，并灌成唱片，广为流传,她的影响尤其存在于母校铁路管理学校影响着同学们，也感染着金士宣。
业开先河的铁路管理学校，创建于1909年10月，是我国第一所管理专科学校，教学课程等安排，采取了“因需而设”的方针，开办了多种班级，尤其重视外语教学，不仅有英文班，法文班，而且英文班的学生要兼学法文，法文班的学生要兼学英文。毕业学生去向均分派到铁路部门工作。为了吸引有为青年来校学习，学校还采取了相应的激励措施。这就为许多具有高学志的贫寒青年投身该校提供了难得的机缘，郑振铎和金士宣就是在这种机缘中相遇于铁路管理学校——初期的北京交通大学，并且成为了这个时期的“双子星座”。
这个双子星座有以下亮点和特点：“才学超群，同而有异”。
他俩的“才学超群”，表现在第二课堂所取得的成绩远远超出教育大纲的要求。例如郑振铎，积极投入“五四”爱国运动——从组织学生会、参与反帝爱国游行，到创办《新社会》旬刊，笔伐旧世界，以及开始新文学和政论写作，旗帜鲜明，锋芒毕露，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他的作品，除了上面提到的以外，在《新社会》上发表的还有第2期的散文诗《灯光》，第3期的言论《我们今日的社会改造运动》，第4期的随感录《万恶的旧社会》，第5期为该期发表的讨论青年自杀问题的文章写了“短序”，同时发表了自己参与讨论的文章《自杀》，还有第6期的随感录《面子》，第8期的随感录《黑幕与嫌疑》、《纸上的改造事业》、《虚伪》和《报纸的休息》4篇，第9期的《再论我们今日的社会改造运动》，第10期的《怎样服务社会，》第11期的《现在的社会改造运动》，第12期的《学生的根本上的运动》，第13期的《社会学略史》，第14期的《托尔斯泰的教育观——一封近亲某夫人的信》，第17期的《什么是劳动问题》和《中国劳动问题杂谈》，第19期的《‘五一’的纪念》和《我们应该注意的一件事——中国军阀的兴办实业热》等。在该班的《毕业纪念册》上，发表了新作小说《一个不幸的车夫》，等等。这些，都是他在学生时代的创作。
金士宣，出色地完成了英语、日语、高等数学、测量学、铁路工程、机车、客货车、电报学、铁路行车、客货运输、军事运输、铁路财务、铁路会计、铁路历史、审计学商法等课程。其中，除军事运输、铁路历史和商法外，所有课程都用英语讲授。为了加速掌握现代铁路管理知识，他特地到灯市口北京外文图书店，选购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学院约翰逊教授等编写的《铁路运输原理》、《铁路客货运输和运价（上、下册）》，以及莫立斯编写的《铁路管理学》等书进行自学，每天晚上总要读到深夜。在消化了这些知识的基础上，他结合国内的情况，用两年时间，完成了《铁路运输学》一书的撰写。为了出版这本书，他想到了许多问题，其中之一便是“如何提高该书的知名度？”因为他知道，一个默默无闻的学生，写了中国第一本《铁路运输学》专著，要是有一位有名望的人来推介，那当然是最好不过的了！但是，去找谁呢？
聪敏的金士宣很快就想到了一位学界长者，时任北大校长的浙江的同乡蔡元培先生。
“我们教书，是要引起学生的读书兴趣，做教员的不可一句一句或一字一字的都讲给学生听，最好使学生自己去研究，教员不讲也可以，等到学生实在不能用自己的力量去了解功课时，才去帮助他。”
蔡元陪先生
蔡元培先生对北大教师讲的这些话传到金士宣的耳朵里，令他反复琢磨其中的深意，而且颇有心得。他坚信,要是找到这位同乡学长请求帮助，他一定不会拒绝。
蔡元培， 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1868年1月11日生，清光绪进士，翰林院编修。早年曾任绍兴中西学堂监。1902年与章炳麟等发起组织中国教育会，创办爱国学社和爱国女学，宣传民主革命思想。1904年与陶成章等组织光复会，次年参加同盟会。1907年赴德留学。1912年回国，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发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反对清末学部奏定的教育宗旨。任职期间，曾提出修改学制、小学男女同校、废除读经等改革措施；又与吴玉章等倡办留法勤工俭学会。191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是北京大学创始人之一，他积极支持新文化运动，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提倡学术研究，主张对新旧思想“兼容并包”，实行教授治校，宣传劳工神圣、“以美育代宗教”。
对于这样一位同乡长者，金士宣断定，如果求他为自己的处女作题写书名想必会答应。其时的金士宣有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闯劲，他的贸然造访，竟然如愿以偿,这位大名鼎鼎的北大校长欣然命笔，为出自一个大学生之手的《铁路运输学》题写了书名。
中国第一本《铁路运输学》
《铁路运输学》为大32开本，计352页，约24万字，并附有我国各铁路局时行的“客运票单”、“货运票单”、“联运票单”样件。该书的底页，印有“此书有著作权翻印必究”字样。
该书第一次出版1000册，“每册定价大洋壹圆”。据金士宣当时记录，发行之初，购买此书的就有：母校200册，湘鄂铁路局130册，津浦铁路局50册，京汉铁路局50册，其他铁路局137册。
《铁路运输学》得到了社会的高度重视和赞扬。例如时任交通总长高洪恩为该书所作的序言中说:
……金君士宣于铁路诸科，夙具心得，近出其新著《铁路运输学》一书相眎。余受而读之，见其条理井然，如数家珍，镾叹致力之勤，蓄意之远，中国于是乎始有铁路运输学矣。凡于役各路者，诚能人手一编，其有裨路政固不难逆度睹，而交通事业之进步又何待蓍龟！……（该书序言之一）
可见评价之高。
越洋留学宾大
1922年11月，金士宣所在的英文丁班48人中，46人派往京汉、京绥、京奉、津浦湘鄂、沪宁等铁路局实习，唯有他和宗唯允两人，因成绩优异被指定到交通部路政司实习。在实习结束后的12月毕业分配中，金士宣被安排到交通部路政司营业科当了一名实习生，每月津贴80银元，相当于三等科员待遇。一月后，他在学生时期完成的的专著《铁路运输学》正式出版。这件事，使得人们对这位实习生刮目相看，不敢小瞧。
1923年4月，交通部召开第四次国有铁路运输会议，出席会议成员，有各铁路局本国籍车务处长和英、法籍车务处长，而会议却以英语进行交流。分配给他的工作是将会议的英文文件翻译成中文。他虽然轻易地完成了这一任务，但心里总感到十分别扭，然而又说不清这是什么事。直到后来，他才找到了答案：是“半殖民地铁路特征”刺痛了他的心。
这位实习生的才华，在半年中引起了交通部高层的注意。1923年6月，他被派往美国留学，进修铁路运输。这使他的梦想插上了翅膀，实现了他报考铁路管理学校的心底愿望。他的第一冲动是拿起笔来，赶紧把这个消息写信告诉远方亲人。
接到报喜飞鸿，全家人无不为他而高兴。但是，在金士宣的心里，却出现了一种遗憾，遗憾的是，这个喜讯没能亲自告知从小就关心他疼爱他的祖父，他只能在心里默默地告慰他，以往没有让他老人家的失望，今后也决不辜负他的希望。
这年7月，他忙于办理出国手续。
因为他是实习生，所以月80银元（约合90美元）的实习费保留，另发半公费津贴45美元（当时学校规定留学的全部公费津贴是每月90美元，与清华学校公费留学生待遇相等），他的实际待遇比标准金额高出45美元/月。同时，又另发川资和服装费1000银元。这些财务手续办完后，还要到上海办理出国证件。先要请一位美国总领事馆认可的著名医师出具体检合格证。他找到美国留学回来的名医牛惠生的诊所，牛医师只问了几句话便开了一张体检合格证，收费10美元。接着，他来到美国驻沪总领事馆，呈验美国宾大准予入学的证件和体检合格证。此外，还须验明具有不少于200美元的随身现金或相同数额的银行支票证明。办完这些事宜，他便找到美国总统号轮船公司，购买了一张高达306美元的头等舱船票。这是为了抵达美国上岸时，可以避开移民局的刁难——移民局对头等舱旅客检查较宽。最后，赶制了冬夏两季的西装，以及购置了皮鞋、铁皮箱、手提皮箱和日常用品等杂物。这时，他才发现，交通部发给的1000银元还差不少，他只好临时从乡亲那里又借了400大洋，才完成了采购计划。这些事情，因为别人帮不上忙，全由他独自操办完成，对他来讲，又增加了一种人生经历。
这一年，可能是我国留美学生较多的一年，中国环球学生会特地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会。
8月5日，160多位中国留学生乘坐美国杰克逊总统号快轮离开了上海，告别了码头上挤满的送行人群，告别了祖国。同船留学生以清华公费生最多，计90名。其他还有上海圣约翰大学、上海南洋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苏州东吴大学、南京金陵大学、天津北洋大学、福州协和大学、广州岭南大学等校毕业生，以自费居多。女生计20人。金士宣在1983年回忆说：“到1982年，我们那次同船到美国的留学生仍在国内为人民服务的，我知道的有：谢冰心、吴诒芳、朱物华、吴文藻、全曾嘏、葛炳林、孙瑜、张哲、孙福麟、方重、闵启杰、陈植等。”
杰克逊号先经日本，在长崎、神户和横滨三地各停靠一次，而在横滨停留半天，以便装运大批生丝去美国；同时，为了备足横跨太平洋20天航程和数百名乘客与船员的燃煤、淡水及食品。利用这种间歇，中国留学生几乎全体上岸，乘电车到东京参观。他们在军事博物馆里，见到甲午战争中被日军缴获的我国清朝大龙旗和大炮等武器时，眼前触目惊心的场景，令这群本来活跃的年轻人鸦雀无声，好像突然遇到了一座峭壁，难以逾越。金士宣在回忆当时的内心活动时说：“心中激发出强烈的耻辱感！”这是因为甲午战争日本从清政府手里得到赔款二亿三千万两库平银,而舰艇等战利品价值也有一亿多日元。当时日本政府的年度财政收入只有八千万日元。时任日本外务大臣高兴地说：“在这笔赔款以前，根本没有料到会有好几亿元……一想到现在有三亿五千万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还是私人都顿觉无比的富。”日本政府第一次尝到了侵略的甜头，极大地刺激了扩张领土的欲望。
金士宣怀着满腔义愤，跟随大家，默默地走出了东京军事博物馆，在他的脑海里，又出现了秋瑾的声音：“上继我祖黄帝赫赫之威名兮，一洗数千数百年国史之奇羞！”还有孙中山的话语:“今日之世界，非铁道无以立国！”
三次扩权胜利
金士宣怀着满腔陌生感和求助心情，走向宾夕法尼亚大学。但当他一进校门，就遇到了中国同学。在老同学的眼里，一看就知道是来报到的，当然第一要务是帮助安置住处。几位热情的宾大老同学，这时已成为一见如故的新朋友，他们领着他踏看了两家有接待条件而对中国留学生友好的美国家庭。选定了有一位70多岁的老太太的房东。他租了二层楼上较小的后房，租金每星期5美元。二楼的前房较大，但已住着清华公费留学生杨廷宝和赵深两人。在他俩毕业后又住进了梁思成和林徽音夫妇俩。梁思成夫妇迁走后住进那间房子的是除植与过元熙。他们都是到美国学习房屋建筑设计的，与金士宣均为首次见面。不过，同在一个屋檐下过日子，抬头不见低头见，不久也就熟悉了。
在这样的居住环境中，生活比较随意，一日三餐都在就近的快餐店里吃，每天的伙食费以不超过一美元为度，三餐的时间消耗合计约一小时。室内清扫包括床铺整理，由房东老太太负责，衣服的洗熨送附近华侨开的洗衣店。所以，学习时间比较充裕，而且有较高的自主度。
当天，他在西雅图托运的行李也及时送到了寓所。想起当时在办理铁路托运时，两件行李只拿到两枚铜牌，下火车时交给了费城市内转运公司，这是他第一次感受到美国铁路货物联运的快捷。这一感受，导致他后来日益强化了对美国铁路货运管理的注意。
第二天，金士宣立即到宾大注册处，呈验了北京交通大学的毕业文凭，缴纳了第一年200美元的学费，并领取了入学证书，然后再到沃顿学院院长办公处，选定了必修课程（每周仅12节）。选修课目虽然并不多，但课外的必读参考书籍却有几十本。为了借阅或购置这些必读的参考书，他又忙了好一阵子。
这就是说，金士宣在宾大的学习生活是以自学、自修和自研为主。对于这种学习要求，金士宣并不陌生，而且还可以说是他的长处，所以他从一开始就十分自如，尤其是他的英语水平，保证了他能够充分利用一切时间于新知识的学习和专业问题的研究。
金士宣的启蒙教育，是在泉府村永嘉初小读四书五经和算术时期开始的，他对学习的认识、感受和兴趣，就产生在这个时期。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呼！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论语》）。
孔子的这番话，时人有多种不同的解释和理解，但对于金士宣来说，却有着自己的体会和认识，而且随着年龄、学识和经历的不断增加，他的体会和认识也愈来愈具体、实际和丰富。譬如，年幼的时候，他的感受和理解是，不断地学习新的知识，不断地练习和运用这些知识，是十分快乐的事。而现在，他又有了另一种感受和理解，那就是“自己的研究成果能被别人接受和应用，不也是一种喜悦吗！”这指的是正在国内流转的《铁路运输学》；再如，以往他确实因为有远方来的朋友与他进行学习切磋和思想交流而感到高兴，而现在，他却因为自己在越洋远行中遇到了许多朋友，有过各种交流而分外喜悦。也就是说，他已经从被动地等待远方朋友前来交流得到喜悦的境界，进入了能够主动寻找远方朋友进行交流而获取喜悦的新境界。他就是在此种喜悦中开始了在宾大的学习生活。
宾大校院文化的氛围，较好地体现了该校创办人本杰明·富兰克林主张的那样：“新的知识来自对现有资源最广泛的认识和最有创新的运用”。而这一思想,不仅指导着他的研究工作，同时也是他创办富兰克林学院的指导方针。他想培养具有创新思维、对他人的创造反应敏捷、不脱离现实生活的人才。这一教育思想始终贯穿于该校创办以来250多年的历史。
金士宣以超过大学时期的努力，在宾大这种创造性文化氛围中，仅仅用了一年的时间便通过了硕士学位考试。1924年6月，他以优良成绩，包括所撰论文赢得较好评价之后，立即获得了硕士学位。也许是因为这件事具有新闻性，所以引来了纽约泰晤时报记者到他的住所进行了采访，给他照了像，并在该报做了报道；同时，校长也奖励他一年（1924～1925）的奖学金200美元，等于少缴一年的学费；并且获得了参加学校每星期一举行的专题讨论会的资格。
周一专题讨论会，是该校师生共同参与的研究性、制度性教学活动。讨论会上有学员轮流提出自己的专题研究报告，然后展开讨论，最后由指导教授作总结发言。参加讨论会的有美、英、加、日、中等国研究生、助教和讲师。参加这一学习活动对于金士宣来说，无疑是丰富了学习生活，拓展了研究思路，并且可以激发创新兴趣与创造灵感。
1924年暑期，他自行安排到宾夕法尼铁路公司哈里斯堡总段长办公处的行车主任室和列车调度室，以及附近的驼峰编组站，进行了一个月的实习。他寄宿在青年会，每天的房费只需5角，比他在学校附近的租金还要低一些。当时的实习比较辛苦，因为那时的列车制动，还需要制动人员在驼峰顶处爬上车顶，在车辆溜放的过程中操作手闸制动的。但是，这个暑假，他过得很充实，很愉快。
金士宣当年留学美国选择到宾大进修，是冲着约翰逊教授而来的。这是一种文化之缘——一种能够创造奇迹的文化之缘。
这一“文缘”，开始于金士宣怀着“铁路救国”的抱负，投身于我国铁路运输事业的年代。前面说到，早在中学时代，他就自购外语书籍，阅读了不少英文课本和课外读物，到大学以后，又选购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学院约翰逊教授等编写的《铁路运输原理》、《铁路客货运输和运价（上、下册）》，以及莫立斯编写的《铁路管理学》等书进行了认真的自学，对约翰逊教授有了相当的了解，而且把他视为铁路运输方面的学术带头人，产生了景仰之情，有心与他结识和得到他的指导。因此，当他首撰的《铁路运输学》一书正式出版后，便立即将此书寄给约翰逊教授一本，使大洋彼岸的他，第一次见到了金士宣的名字，以及他对现代铁路运输事业的兴趣。从此，两人之间建起了跨越大洋的文化联系，只待一旦时机成熟，这种无形联系便会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
宾夕法尼亚大学校园一角
随着金士宣留学美国的愿望成为事实，这种时机终于成熟了，约翰逊教授很高兴担任金士宣的博士研究生导师，使这种“文缘”开出了绚丽的花朵，预示着丰收在望。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美国铁路，自第一条线于1829年12月28日开通后，即得到了迅速发展，在1880年至1890年的10年间，铁路干线运营里程由15万公里增加到26.8万公里，年均建设1.18万公里。其中，1886年至1890年年均建设1.24万公里。1865年后逐渐确立了在运输业中的垄断地位，在美国当时的交通运输业中成了“铁老大”。金士宣跨入宾大的时候，正是经历了1917～1920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发展期，为适应战争的需要和尽快结束铁路混乱的局面，联邦政府成立了美国铁路委员会，实际地掌管着所有美国铁路，把全国铁路分成东部、西部、南部三个区域，实行集中统一管理。政府接管铁路后，客运和货运都有所增加，但收益有所下降。1920年，联邦政府把铁路的管理权归还私人手中。不过，后来的法律进一步规定，铁路行业实行统一的收费标准，铁路不能放弃与公众利益有关的“线路和客运业务”，甚至要求铁路公司交纳一定比例的收益，用于抽肥补瘦，并对铁路雇工方面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力度。金士宣留学美国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学习现代铁路运输的先进科技，用以发展中国落后的交通运输，以强盛国力。所以他要对处于先进地位的美国铁路运输的方方面面，作尽可能广泛与深入的了解和学习。这便是他利用暑假自己安排到宾夕法 尼铁路公司，深入列车调度室和驼峰编组站进行实习的直接动机。事实的确如此，这次实习，使他突破书本知识的局限，能够从更直接更具创造性的实践中，去认识和掌握现代铁路运输的诸多科技要旨，大大开阔了科学眼界。
金士宣著《车辆管理》
按照宾大习惯，博士论文的题目由金士宣自己提出，经导师约翰逊教授核定后进入攻研阶段。出于留学目的，一年多来，金士宣随处关注着美国铁路的发展情况。他考虑到，美国40多万公里的铁路虽然都属于私营，但各公司所有的200多万辆货车，却全是按照北美铁路协会规定的《货车交换使用规则》运行，货车装货后可以直达任何铁路公司的任何车站卸车；卸车后，又应按照原重车路径回送原有公司重新装车；在外路期间，由外路安日支付车租，如有延滞时，另付延期费促使空车能够尽快返回原有铁路；如货车在外路发生损坏需要修理时，就由该路负责解决，所需修理费，按照各种不同性质，或由该路支付，或归原有路承担。这种货车管理制度，对我国当时的铁路是具有一定参考考价值的。所以，他就拟定“美国铁路车辆管理”作为深入研究的题目并且得到了约翰逊教授的肯定和支持。
开题后，他先是制定了一个调研计划，然后独自奔波于与铁路现场有密切关系的各个部门，收集了大量的数据和有关素材。他到过“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运输处、“北美铁路协会”货车管理处，以及负责监督美国铁路的“美国洲际商务委员会”和“大西洋北部沿岸各铁路货运人咨询委员会”等机构，着重于制度与问题的探讨。他的这种研究性学习、学习性研究历时两年，直到完成用英语写成博士论文，送交约翰逊教授审阅。约翰逊教授十分欣赏这篇文章，表示同意。随后，金士宣自费请费城一家印刷公司将论文印制了200份，除送请答辩委员会三位教授审阅外，又呈送学校若干份以备存查，还转送各大图书馆作为学校之间的互相交流。
20世纪20年代初，美国出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后的经济繁荣、社会安定时期，政府和民间对各国留学生在生活和学习上，并无多大歧视，因此绝大多数留美学生对美国均怀着友好感情，交往交流活动趋于活跃。而且，表面上还高唱着美中友好的调子，吸引许多中国青年。对此，金士宣有着较深的直接体验。
自从1924年6月纽约泰晤时报刊登了他在宾大学习情况的报道之后，美国社会生活的大门就向他敞开了。于是，他结束了埋头于校内生活的孤独状态，跨出校门，走进了美国社会生活这个广阔的第二课堂。
最先是费城各界友好人士，或邀他星期天一同去参加教堂举行的传道会，或请他到家里共同欢度12月24日耶稣圣诞节，还欢迎他同乘小汽车到郊外游览，以及特聘他出席铁路和运商联欢晚会等等。
继而接触到政治性的生活圈，例如曾参加过费城市长与宾夕法尼州参议员竞选演说会、美国进步人士举行的列宁逝死纪念会，以及华侨召集的孙中山先生逝死纪念会等等。
不过，他参与最多的却是以当时在美留学生为主体的种种交流联谊活动。
1924年7月，出席了在费城郊外哈佛福学院举行的东部留学生年会，到会男女同学约200余人。大家济济一堂，讨论了专业和社会问题，交流了学习经验。晚间举行了联欢会，气氛热烈。这年寒假，他到纽约旅游时，又会见了许多留美同学。
1925年春，他前往距费城不远的普林斯顿大学参观，除拜访了该校的运输学教授外，还专门与一位正在该校攻读博士的中国留学生到保留着英国遗风的研究生食堂吃了一顿午餐——学生进去用餐时必需穿着“学士礼服”。这年夏天，他到坐落在离美国与加拿大边境不远的美丽山城——衣什卡的康乃尔大学，度过了两个星期的暑假生活。著名的康乃尔大学也有许多中国留学生。在那里，他尽情地欣赏了周围幽雅秀丽的异国风景。随后，加入了有4位清华留学生组成的暑假旅游团。这个团是在临时动议下组成的，还专门买了一辆旧汽车，由邵家麟（清华学校1920年留美生，获康乃尔大学化学博士，上海夏大大学化学教授、系主任、理学院院长。解放后入党，任上海化工学院院长，1973年病故——金注）同学负责驾驶，游览路径是美国中西部各州大学，包括芝加哥大学、西北大学、明纳苏达大学等。日程有对各大学的参观，访问中国留学同学，并进行学习情况和见闻的交流。有几天，中途遇雨，赶不上城镇，就住宿在农村小旅店。巧得很，他们在西行时，遇上了印第安纳波利斯市普庆大学举行的中西部中国留学生年会，而在东归途中，又访问了匹兹堡大学。这实际是一次游学之旅，所以金士宣说：“大大扩大了眼界”，“获益很大”。
1926年夏，他参加了费城青年会举办的山区夏令营，爬山，游泳，颇多乐趣。
上世纪20年代初，费城共有120多位中国留学生，分别散布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坦布尔和特雷克什尔两所高等学校进修，以及在郊外著名的“美国桥梁公司”与“鲍尔温机车制造工厂”实习，成立有“中国留学生会”。该会每学期要借用国际学生总会会所举行三四次联欢会，以送旧迎新，交换意见，他也经常出席。他还参加了“留美学生运输学会”和以清华留学生为主的“兄弟会——仁社”，进行交流，互相促进。
在众多的校外活动中，最使他不能忘怀的是，1927年初，他当着中国驻美大使和各国留学生代表的面，发表了爱国言论。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费城总商会在每个新年佳节，总要宴请全市外国留学生代表一次，并轮流邀请一位外国驻美大使前来讲话。1927年被邀到会演讲的是中国驻美公使施肇基，而金士宣被选定为中国留学生代表在会上发言。因为当时北伐革命军已进入武昌城，中国留学生无不关心着国内局势的发展。金士宣的发言就以此为内容，对帝国主义长期以来侵略中国主权的非正义非法行为加以抨击。他的发言，引起了听众的热烈反响，在场的工商界主人们，内心虽然并不满意，但还是热烈地鼓了掌，并且，在次日的报纸上，同时刊载了施肇基公使的讲话和他的发言。
金士宣的博士论文得到了有约翰逊参加的三教授主持的答辩会的通过。1927年6月，他获得了校长发给的博士学位文凭。
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的金士宣
“1927年7月，北伐革命军到达南京，北洋政府交通部已停止发给我国部派留学生在国内的实习津贴和留美津贴。”金士宣回忆道：“我到英国继续学习铁路的愿望难以实现了。就向驻华盛顿的交通部姓黄的留学生监督申请回国旅费。他借口经费来源中断，只发给从费城到西雅图的火车票一张，以及自西雅图至上海的日本客货轮二等舱船票一张。”这样，他便带者两个装满英文书籍的木箱和随身行李，离别了美国。
在回国途中，他在横滨上岸，前往东京日本铁道省（相当于我国的铁道部），与曾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的5位日本同学见了面。他们在留学前都是已经在铁道省工作有年头，并已掌握一定专业技能和经验的主管人员，回国后仍在原来的岗位工作，有一定的实权。他们见了异国同窗，态度热情，招待殷勤，派汽车送金士宣到上野驼峰编组站参观了调车工作实况，又到铁道省铁道人员养成所参观，由铁道省参事兼任的所长专门接待了他。在那里，他见到了二三位暑假留所休假的中国留学生。
铁道省还赠送给金士宣一张可在日本各地旅游一个月的铁路免费乘车证。金士宣在国内曾学过日语，在日本单独旅游语言不成问题。时隔数年，旧地重游，大地震的痕迹随处可见，这引起了他的许多联想，产生了几许沧桑感。同时，对近年来日本国民在灾后重建中所取得的成果留下了鲜明的印象，他很佩服。但是，不知为什么，在金士宣的的心里，总觉得有点“别扭”，一种难以表达的“别扭”，难道是异国同窗的过度热情和殷勤？或者是中日两国历史恩怨的错误联接？……因为一时想不明白，理不出头绪，也就索性不去想它了！
等到他再次从神户登上日轮回到上海的时候，已是1927年8月1日了。
满载而归的金士宣，自幼饱读儒家著作，他虽然并不苟同“父母在不远行”的孝道，但在大洋彼岸的日子，心里无时不在惦记着泉府村的金家大宅。在美留学的四年中，他虽然没有时间回国探望，但怀念祖父母，想念父母亲，惦记叔伯们的情思，却从来没有断绝过。所以，他回国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返回老家省视父母”。其时，他的祖父已去世六七年，父亲患有严重的肺病。 “我虽请他来沪就医，无奈这在当时是难治之症。” 金士宣回忆说：“父亲终于1928年逝世，年仅55岁”。他本想，回国后可以尽一份埋在胸底的孝心了，谁知劳碌与艰苦的生活，过早地夺去了他们的生命，让他背上了内疚的包袱，而且令他念念不忘。也许，这是促使他于1983年写下《一封家书：二十年求学记》的重要缘故。
回顾我在青少年时期的求学过程，从初小、高小、中学、大学到留美，像长距离赛跑一样，读了20年书，未曾间断过。但是限于天资平庸，在求学时期的家境困难，营养不良，身体虚弱，特别是在北京求学期间，为了保持全班第一的虚荣，夜间复习功课，经常到深夜头昏脑胀，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才肯睡觉，严重伤害了身体健康。到了美国后，一方面享受了公费待遇，改善了饮食，增强了健康；另一方面在国内从不进行体育锻炼，到了美国后，受到那里的大学生生动活泼的校园生活的影响，在周末（星期六下午）总要参观橄榄球、棒球和网球那种有数以万计观众的鼓舞人心的球赛， 跟着他们狂呼口号，鼓动球员们加油，精神上受到极大激励。同时，自己也开始参加网球和游泳活动，有时也参加晚会、跳舞会，精神活泼，体格得到了锻炼，身体渐渐强壮起来。这是在留美4年期间的另一种收获（金士宣1983年5月撰《一封家书：二十年求学记》）。
不过,我们从金士宣的求学经历中，却得到了另一种心理冲击和莫大启迪：他三次“维权”成功，三次“扩权”胜利，创造了一位现代学权主义者活生生的鲜明形象和生命范式。尤其在跨入知识经济时代的今天,他的这种经历，于国于民,尤其对于青少年来讲，均有着不可估量的开拓意义，值得人们借鉴、深思和学习。
金士宣博士回国后很快就到当时南京国民政府交通部报到，开始了为实现自己报国志愿——发展中国铁路事业而奋斗的新里程，跨上了现代学权主义光辉的爱国之路。
2010年6月17日草成，9月20日改毕于北京
作者桉：现代学权主义的基本思想包括以下5点：1.视学习权利为最高民权（也称人权）；2.主张每个家庭、社会组织和国家各级政府都有义务与责任保障每个社会成员的这一神圣权利；3.每个社会成员个人应珍惜和维护这一天赋权利；4.认为如果这项最高民权获得有效保障，每个社会成员将充分发挥出自己的创新潜能，而国家定能涌现出源源不断的创造活力；5.学权主义的思想理论基础是以学习创新论（简称“学创论”）为核心内容的现代学习本源论（简称“学本论”）
作者后记：此稿已由于2010年10月16、17两日在宁波大学举行的“第十次全国大学生学习改革与创新研讨会”收入该次会议《论文集》。这里转发的即为该版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