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生多傲骨，不畏雪霜寒，
若待知音至，随开满树花。
这是知名友人对我校刘圣化同志最贴切的描述和评价。刘圣化同志离休前曾任我校党委书记，如今已有85岁高龄。每当他回忆70年前参加地下学生运动、尚未成年就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往昔时，言语中仍流露出对引路人的感激情怀。每当提起抗日战争在延安“抗大”学习、解放战争在贺龙身边工作时，眼睛里仍闪烁出如昨的光芒。特别是追述共和国第一条铁路成渝线、以及由此至今他奉献铁路的岁月时，更是激情澎湃，似有万语千言。惟有提起红岩村和她的女主人时，老人露出深情的怀恋和默默的忧伤：已故红岩村女主人、建国后的全国政协委员——饶国模就是他的英雄母亲。在那特殊的年代，他家用小家帮助了大家，他曾和博古同住一室，曾和董必武夫妇、周恩来夫妇等中央领导同志生活在同一屋檐下……他和他的家人为党和人民做出了非凡的贡献。刘圣化同志每年在盛大节日里都特邀登上天安门观礼台，他无私奉献的一生，国家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我们，不会忘记！
李士群
2007年8月
【注】 (李士群现任北京交通大学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
目 录
【序】
第一篇 激情燃烧的岁月
英雄母亲——饶国模
有志少年——为抗日研制炸弹
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战斗中成长
热情接纳中共南方局
奔赴陕北
延安岁月
战火里的温情
重归故里
奉献铁路的人生
修建成渝铁路——四川人民盼40载 不见铁路影
新中国诞生两年后 喜庆全线通车
修建宝成铁路——打穿秦岭山 踢开剑门关 建成宝成路 蜀道不再难
修建森林铁路——利国大计策
培养铁路建设人才
生命不息 奋斗不止
序
刘圣化同志今年85岁，
一位慈祥、智慧、热情的老人，
一位有着近70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
一位把大半生精力贡献给祖国铁路事业的科技
工作者。
刘圣化同志1922年10月
生于重庆市，1933年考入重庆川东共立高级工科学校，主修土木工程专业。其间，从14岁起就参加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16岁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重庆市学生救国联合会总干事会干事。毕业前夕，即1939年5月经党组织安排到陕北：先是在延安“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军委工程学校”学习近三年，学习专业课的同时，更多的是学习革命理论；后又“延安军事学院”及“绥德抗日军政大学总校”任教三年。在延安和陕北度过的宝贵时光，莫定了他一生成长的基础，锤炼了他无私奉献的品格。
1945年8月18号即杭战胜利后第三天，经组织调谴奔赴解放战争的前线——“晋绥野战军”（即“第一野战军”），当时贺龙任司令员，李井泉任政委，刘圣化担任他们的秘书，同时担任司令部机关党总支书记。刘圣化同志回忆说：参加解放战争整整4年，大多在内蒙，这段经历是最艰苦的岁月，物质上的匮乏令后来人难以想象，但在当时那种充满友情的集体中，生活是充盈着幸福的，在中央领导人身边工作，使他更坚定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因工作急需,组织决定调他南下到四川、转业到铁路。从那时起至今他就再没有离开过铁路。他曾参加、参与、指挥了十余条铁路的修建，在铁路工程建设重要领导岗位上任职30余年，后又到培养铁路人才的高等院校西南交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任校长、党委书记近8年。1985年9月离休。离休后他对我国铁路建设的研究仍孜孜不倦，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
刘圣化同志在北京交通大学任职时间比较短( 1983年5月任校党委书记，1985年9月离休），又加上他为人一贯自谦。 所以，北京交通大学详细了解他的人为数不多。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红岩村的女主人》、人民画报社出版的《巾帼风采》等，记述的就是他的母录饶国模，以及他家几代人投身革命、奉献红岩的传奇家史。其中也记述了他本人从少年时期开始参加革命的不寻常的经历。一本由中国铁道出版社出版的刘圣化铁路建设文集——《回顾与前瞻》，是他几十年参加并指挥铁路建设、同时潜心研究中国铁路发展并适时提出前瞻设想的历史明证。一部由中央电视台和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联合拍摄的系列记录片——《西部往事》，自然而又流畅地刻录下他在祖国铁路大动脉上泼洒汗水的足迹。
2007年8月
往事如歌
——刘圣化激情奉献的人生
第一篇 激情燃烧的岁月
1 英雄母亲——饶国模
刘圣化的母亲饶国模，1895年出生于四川省大足县一个思想进步深明大义的书香门第。在青少年时代她就受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熏陶。她的二哥（即圣化的二舅）饶国梁，为了推翻满清政府，在1911年的广州起义中壮烈牺牲，成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二哥的爱国思想和革命壮举激励着她成为一名坚定的爱国主义者。
辛亥革命后，饶国模毅然走出家庭进入女子师范学校学习新文化、追求新思想，身体力行地开始了终其一生、持之以恒的革命事业。
成家后，她除了相夫教子外，不甘心只在家当太太，凭着自己的多谋善断和艰苦努力，与友人合建了重庆三友实业社。她善于管理，长于经营，在很短的时间里，三友实业社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和壮大。他的丈夫（圣化的父亲）却不以为然，也不愿过问，只是一直从事自己的技术工作，直到84年去世，解放后担任四川铜梁县工商联主任、江津地区工业局局长、县政协副主席等。由于饶国模果断决策、善抓时机，后来又在重庆红岩嘴买下了三百多亩的荒坡地，创办了以种植经营各种果树花木为主的“大有农场”（农场名字是后来由董必武起的）。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军对中国发起了全面进攻。在这民族危亡之际，饶国模像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华儿女一样投入到伟大的抗日救国运动之中。重庆各界发起了募捐支援东北义勇军和华北敌后游击队的活动，饶国模毫不犹豫的献出了自己准备投资农场建设的全部资金，创造了重庆市个人捐款的最高记录。饶国模还担当起了重庆妇女慰劳会委员兼劳动部长的重任，发动妇女缝制棉背心数千件，慰劳抗战将士，并募集捐款支援前方。同时她还创办了战地救护培训班，为前线将士培养并输送医护人才。
在苦心经营自己实业的过程中，对节节败退的国民党军队逐渐失望的饶国模在共产党人的身上，看到了争取抗战胜利的希望，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于是，一向支持儿女们追求正义和真理的饶国模鼓励三个子女，坚决走出富裕而舒适的家庭，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儿女们先后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走上了通向光明与希望的革命道路。她又分别鼓励他们去延安，新疆等艰苦的环境中进行学习、从事革命工作。毛泽东曾高兴的称赞饶国模的家庭：“是一个革命家庭嘛！”
1938年秋，武汉沦陷后中共南方局及其掩护机关——八路军办事处迁往国民党政府的陪都重庆。在拥挤且经常遭日机轰炸的市区内，办事处很难找到安全住址。经勘察，中共川东特委看中了郊外靠山隐蔽的红岩嘴，已是地下党员的儿子刘圣化向妈妈提议把办事处搬到自己家，马上得到妈妈的同意。饶国模迅速筹措资金，购置建筑材料，修建房屋，无偿给八路军办事处使用，实际上红岩嘴已成为中共南方局的指挥中心。
1945年秋，毛泽东从革命圣地延安飞往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期间，也在此居住。期间，毛泽东设宴，特请饶国模共进午餐，感激她对办事处的支持与帮助，并举杯致谢：“我代表中国共产党感谢你！”皖南事变后，八路军办事处与延安的交通中断，经济极度困难。她除了拿出多年积蓄外还四处借贷，为中共南方局解决办公费用，为疏散到延安、桂林和香港等地的同志筹集路费，全力支持办事处的工作。
自八路军办事处和南方局领导同志入住红岩村以后，饶国模与同志们同安危、共患难，结下深厚的友谊。与此同时，在共产党人的影响和教育下，饶国模的思想进一步得到了升华，觉悟得到了进一步提高，对共产党的信念得到了进一步的坚定。1948年，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笼罩山城重庆的危难时刻，她毅然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1949年底重庆解放后，二野部队与重庆地下党举行了会师庆祝大会，饶国模被邀请参加主席团，邓小平同志将戴着大红花的饶国模介绍给大家，“这是革命的妈妈！”。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后，毛泽东主席亲笔签署中央人民政府2376号任命通知书，任命饶国模为西南军政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委员，在这之后，她被推选为四川省人大代表、西南妇联和重庆市妇联委员、全国妇联执行委员、全国政协第二届、第三届委员。1950年，周总理把饶国模邀请到北京，把她一家三代人请到西华厅，同时把曾经在红岩工作过、解放后在全国各地担任重要工作的同志们也邀请来，总理设宴，让大家欢聚一堂，畅叙往事，摄影留念。
为支持人民政府建立红岩革命纪念馆，将红岩革命精神发扬光大，1950年7月1日，饶国模又将自己在红岩及近郊的其他土地全部献给人民政府，为了党和人民真正做到了彻底的奉献。作为一名在旧民主主义革命风潮中成长起来的知识女性，饶国模毕生向往进步追求真理，寻求妇女解放的道路；她深明大义，无私奉献，执著追求，最终实现了自己的人生夙愿。红岩革命的妈妈将和红岩的革命精神一起永远铭刻在中国人民的心里。
2 有志少年——为抗日研制炸弹
刘圣化在舅舅饶国梁的事迹感染下，在妈妈饶国模的鼓励下，在表姐饶友湖的影响下，与哥哥刘参化的思想已完全站在了时代的前沿。
一个星期天的夜晚，读完进步书刊后，刘圣化激动不安地说：“哥哥，咱们也该做点儿什么了！”
“我也这么想。”参化颇有同感，“我想发明一种新式炸弹。”
“炸弹？！”圣化一惊，他以为自己听错了。
“对，是炸弹，叫手榴弹也行。”参化很肯定，“你想啊，东三省丢了好几年了，为什么收不回来？还不是我们的武器不如小日本。再说，我们的钢铁太少，造不出足够的武器。所以，我想发明一种玻璃炸弹，收复东北用！”
圣化一下子被哥哥的奇想深深吸引住了，但又觉得把握不大：“可是，你能行吗？”
“怎能还没干起来就打退堂鼓？世界上的四大发明还不都是中国人干出来的？古代人能发明火药，我们就不能弄出炸弹？你忘啦，小时候妈妈就给我们讲过二舅在辛亥革命前与俞培伦一起研制炸弹的故事，现在我们已经上过化学课，有了现代科学知识，在查阅些资料，何愁造不出炸弹来？我已经想好了，就用化学方法配制点火药，再装进盛油用的玻璃瓶子中。油瓶的长颈很像手榴弹那长柄，扔出去，肯定威力无穷！”
“这太棒啦！”圣化作了一个投弹的动作，好像真的甩出了一个玻璃炸弹，“哥哥，我能参加你的发明吗？”
“这可是很危险的呀”参化郑重地警告弟弟，“当年二舅他们造炸弹时，俞培伦可就被炸掉一条胳膊，你又不是没听说过。”
“我死都不怕，还在乎掉个把胳膊、手指什么的么？”圣化也一脸正经。
“行，算你一个！”参化伸出一只手掌，圣化也赶快伸出手掌。两个初中生的手响亮地拍在一起——像一句响亮的宣言。
第二天一早，兄弟俩悄悄溜进厨房，乘人不备，偷出了几个油瓶子，塞到书包中兴冲冲上学去了。两人平素都住校，在一个学校读书，并同住一间宿舍，这就为他们的发明提供了方便。下午课一放，兄弟俩便一头扎进宿舍，研制起他们的玻璃炸弹。几天后的晚上，“发明”已近尾声，几个被刷得亮晶晶的玻璃瓶中已满满的塞进黑褐色的土制炸药，静悄悄地躺在房间一角。现在已剩最后两道工序——安装引线、封口。按计划，明天他们将去郊外山上作爆炸试验。
“圣化，你躲远点。”参化在桌面上操作最后两道工序，也是最危险的两道工序。就在圣化转过身离开桌子的瞬间，身后传来一声闷闷的炸响。他赶紧转身，但见一团火舌直扑哥哥面部。圣化本能地大叫一声，踉跄地后退了几步。天啦，哥哥的眉毛和头发已被烧着，整个脸部都变成了黑色！圣化端起一盆洗脸水泼向了桌上正在燃烧的火焰……
闻声赶来的同学们七手八脚协助圣化扑灭了火焰，又架起参化迅速向市立医院跑去……
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与1938年相交之际，在红岩村——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有着特殊贡献的红色土地，在那茅草房里，四位热血青年秘密而庄严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们是：刘纯化、刘参化、刘圣化、林涌一，并由此诞生了红岩党支部。那天，虽然严寒的北风仍在红岩上空肆虐，可绿荫下的茅屋中，当四位青年党员举起右拳，面对自己用纸制作的党旗，轻轻背诵着“牺牲自己、永不叛党”的誓言时，他们感到一股神圣的血液从此注入心中，不管风云如何变幻，他们将永远属于党、属于人民、属于中国革命。16岁的圣化终于在乌云弥漫的年代，找到了一条通向光明的道路。有了党的领导，圣化未来的生活必将不平凡起来。
在战斗中成长
从1937年开始，有一支由青年学生组成的歌咏队活跃在重庆城乡间，他们走到哪里，哪里便想起了《暴风之歌》：
“暴风，暴风，
原野刮起了暴风，
奴隶们惊醒了，
忍着饥寒，捱着伤痛，
团结起来，对准那旧世界——
进攻！进攻！……”
这支演唱队自己命名为暴风歌咏队，队里的年轻人都是重庆高工校的学生，为首人物是刘圣化——他是歌咏队的队长。《暴风之歌》就是他们自己创作的歌曲。每当星期天，歌咏队差不多都要步行十几里甚至几十里到乡下演出，以此唤起广大人民群众的觉醒。他们的足迹遍布各大渡口、冷水场、石桥铺等各处农村、乡镇。他们不仅义务宣传，而且许多同学还自己掏钱买了药品等物送给乡下的贫苦农民。抗日战争爆发后，歌咏队又创作了新的歌曲《三江好》：
“我告诉我的同志们，
我们相会在何地——
就在那河岸边老地方，
集合起我
背起你的枪，
就在黎明的时候……”
这时候的刘圣化，已秘密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的秘密社会工作是学校学联干事会的负责人和重庆市学联总干事会的成员。除了红红火火的风暴歌咏队，团结在学联周围的，还有自学读书会、格致读书会、“八一三”剧团等进步学生群众组织。他们建立了高工校的党支部发展了党员。一时间，高工校的抗日爱国群众运动蓬蓬勃勃发展起来，越来越多的学生靠近了这些进步团体。
进步力量的发展，必然受到反动势力的迫害和干扰。这种迫害和干扰终于在1938年5月8日这一天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出现了。
这天早上，校园的平静突然被刺耳的警哨声和粗鲁的斥骂声打破了。宪兵队突然闯进了学校，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全校师生毫无防备的惊恐的目光中，粗鲁地抓走了以刘圣化为首的暴风歌咏队，“八一三”剧团、自学读书会、格致读书会的五名同学。在宪兵队的审讯室中，宪兵队偷偷从手里拿出一把五颜六色的闪光纸厉声喝道：“这就是你们在乡下散发的传单？你们敢公开写反动标语！快说，这是谁写的？”他将传单摔倒五位同学面前。传单上写着“打倒国民政府”、“只有八路军才是抗日的队伍”等口号，而且在每张传单上都赫然分别署上“暴风歌咏队”、“自学读书会”等几个组织的名字。
“这不是我们写的！我们更没有散发过这种传单！”五位同学异口同声地否定。无论遭到怎样的训斥、喝骂，五位同学始终守口如瓶。
“把这几个崽子关起来！”宪兵队头头不耐烦地下达了命令，又扭过头恶狠狠地对同学们喊，“好好反省反省，不承认就别想吃饭，别想睡觉！”
五位同学被持枪的宪兵押走了。在宪兵队的铁窗里，几名积极分子议论开了。听着大家的议论，刘圣化心头翻起阵阵波澜：这是些多好的学友啊！平时，他们满腔热情投身抗日救亡活动，今日身陷囹圄，他们仍然毫无惧色地追求着光明与进步。可是，五个人中只有圣化一人是共产党员。他想，现在，我一定要沉着、冷静，带领大家脱离险境。圣化忽然打断了大家的议论，郑重地问：“这几条标语，真是你们中的谁写的吗？”几个同学均摇头。“那么，你们知道是歌咏队中谁写的？或者，歌咏队中的哪些同学最近曾对你们谈起过要采取诸如此类行动么？”几个同学仍摇头，甚至对他的提问有些茫然不解。
“这样我们可以初步断定，这很可能就是军训模范队或抗敌后援会的人搞得阴谋！”同学们更迷惑不解了：一向与他们对着干的这两个反动组织怎么会公然喊出这样革命的口号，并且还将这一荣誉拱手让给他们？
“问题就在这里。”刘圣化提醒大家，“你们想想，今天早上几乎在同学们一进校门的同时，一向行动迟缓、散漫的宪兵队突然出现了，这简直就是预先演好的杀鸡给猴看的戏。至于标语的内容，也是他们精心策划的，这些标语内容互相矛盾，八路军当前是提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不是要打倒国民政府，这显然是栽赃。敌人欲使我们陷入两难的境地：否定吧，有些话明明是我们想说又不能公开说的，一旦否定等于我们承认了自己的胆怯；可是只要我们承认，他们的阴谋便立即得逞，我们会立即被判刑，被学校开除，我们的几个组织和团结在组织周围的进步同学都将遭受到程度不同的迫害，高工校将立即成为反动势力的一统天下……”
几个难友此刻尤如大梦方醒，紧紧盯住圣化的脸倾听他独到的分析，盼望他说出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
“所以，我们绝对不能上当，更不能自投他们设下的罗网！宪兵队肯定还会逼迫或引诱我们招供的，我们一定要一口咬定标语不是我们写的。必要时，我们要求查对笔迹弄它个水落石出……”
恰在这时，两个荷枪实弹的宪兵大声吆喝着打开了囚室的铁门，将五位同学一起赶入了审讯室。审讯从下午一直到深夜。审讯人换了一拨又一拨，使尽了软硬兼施的伎俩，却无法诱使同学们就范。
看看时间已过子夜，又困又饿的同学们已经疲惫不堪了，刘圣化突然对端坐在审讯桌后面的宪兵队头头说：“我们五个人确实没有谁写过这种标语，我们下乡宣传抗日并没有散发这些标语，假若你们不相信，还有一个最好最简单的办法，那就是在整个高工校来一次查对笔迹，而且现在就可以从我们五个人开始，我甚至愿意给你提供几个查对笔迹的线索人物。标语不就摆在您的桌上么，一验自明！”
看到宪兵队头头猛然一惊的慌乱眼神，圣化深深嘘了一口气，他的试探成功了。因为在它讲话过程中，他发现对手确确实实慌了手脚，以致当他提到标语时对方不由自主地将标语突然折起来拿在手中，然后又突然烫手般甩在桌上。审讯自然到此结束了，而且是彻底结束了。第二天，高工校校长顾鹤牟就到宪兵队将五位同学保释回去了。
直到1945年，刘圣化才从一份交待材料中揭开了“标语之谜”。这次事件是当时学校军训模范队的核心组织复兴社负责人韩有富一手策划的。其结果使学校一切学生团体活动被暂时停止了。
1938年暑假前夕，重庆高级工业学校的地下党负责人、公开身份为学校训育主任的黄蜀澄老师悄悄通知学生支部书记刘圣化：“圣化，有新任务了。”
“是么？”圣化一阵激动，他渴望着战斗，“什么新任务？”
“星期天上午九点，你去中山公园，进门往左坐在第五个长木椅上看书，上级领导会来见你。”
“有什么接头暗语吗？”
“不需要了。这位领导来过学校，见过你，只是以前没有公开与你接触。但你手里要拿一张《新蜀报》。记住，他的名字叫廖命欧。”
星期天早上，刘圣化比规定的时间提前许久坐在公园的长椅上。他担心如果去晚了长椅会被不相干的游客占据了。他按要求坐在长椅上看着手里的《新蜀报》。上面写的究竟是什么内容他几乎半句也没记住。入党以来，他虽然做了许多抗日救亡活动，并在学生中秘密地发展了地下党员，但基本上都是在他熟悉的环境中工作，像今天这样神秘地等待一位自己从来不知晓的上级派来的不速之客，对这位刚满十六岁的少年人来说，却还是平生第一次。他的外表虽镇定、放松，他的内心却越来越紧张、激动。
不久，从大门相反方向的公园山坡林中走下来一位学者模样的年轻人，很随意地坐在了圣化身边长椅的另一端，展开一张当天的报纸阅读起来。透过花丛，嘉陵江上传来清晰的船工号子声。离约定的时间越来越近了。圣化禁不住不时抬眼朝大门方向张望，尽管他每张望一次都在内心埋怨自己这样做太不谨慎、太暴露。九点钟刚过，焦急的圣化忽闻耳畔传来一声轻呼：“你好，刘圣化同志。”他立即扭过头。毫无疑问，招呼他的正是坐在他身旁的学者。那人眼睛盯着报纸继续低声发出命令：“看书！”圣化赶紧将头埋回杂著中。过了好一会，才听见耳边又传来话语声“我是廖命欧。注意保持距离，跟着我走。”又过了片刻，那人收起报纸，起身沿着园中小径慢悠悠走了。圣化也散步般尾随而去……密林丛中的一片山石旁，两人重又晤面。廖命欧详细听取了圣化有关学运情况的汇报，对他入党后所作的工作给予了热情鼓励。尤其令圣化激动的是，这次会面他又得到了新任务——暑假期间参与沙坪坝地区的工运工作，具体任务是给重庆炼钢厂和水泥厂的工人党员上党课和领导这两个党支部。
1938年的整个夏天，刘圣化身穿工装投身于重庆工人运动中。他每天深入工厂，秘密为工人党员讲党的基础知识，讲当前抗战形势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英勇抗战的事迹。以后一段时间里，他与廖命欧保持每周一到两次的秘密接头。直到后来在延安两人又一次见面，他才知道领导他搞工运的“老廖”竟然是当时的川东特委书记兼重庆市委书记，他的真名不叫廖命欧，而是廖志高。
秋天，新学年开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学联按照党中央统一战线的政策，与国民党的青年组织三青团开展了联合募捐支援前方抗战的活动。刘圣化从地下党支部书记朱真俊手中拿到了附有存根和收据的捐款花名册，兴冲冲地到学校各个班去宣传、动员募捐。谁知他的热心社会活动却惹恼了学校中的右翼势力，第二天，黑头条子就贴在校园墙上和教室的黑板上：
“质问刘圣化与全国学联是什么关系？”
“警惕刘圣化非法募捐！”……
突如其来的发难使校园中的进步势力一下子发懵了。地下党支部立即派圣化到机房街十八集团军通讯处找南方局青委书记余莫文（即蒋南翔）汇报。
“沉住气，不要怕。”听了情况汇报后，余莫文安慰圣化道，“学联是合法组织，募捐活动也是合法开展的，若有人当面问你花名册的来历，你就说从新华日报馆得到的。”
有了上级党组织的支持与指示，年轻的刘圣化干劲倍增，他理直气壮地继续进行募捐。这一勇敢的行动不仅打退了学校内反动势力的公开挑衅、恐吓，也使进步力量从中受到了巨大的鼓舞。年轻的共产党员刘圣化，在复杂的地下工作斗争中不断成长、成熟起来。
热情接纳中共南方局
1939年一个春暖花开的星期天，特委书记廖志高来到红岩村实地考察。按事前安排，由刘圣化通知高工校的几个党员先后来到红岩村。廖志高在这里为他所直接领导的高工校支部成员讲了一次党课。特委书记的安排别具匠心，可谓一箭三雕：即培训了一次基层党员，又使外人看起来只是几个年轻人的一次春日郊游而已，而被这一切掩盖着的真实目的，则是对红岩村的实地踏勘。所以，党课一结束，他就要圣化陪着他在红岩村四处巡视了一番。
他们几乎转遍了整个红岩村。廖志高像一个兴趣浓厚的旅行家，忽而下到谷底，忽而爬上山头，他甚至把红岩村周围的环境都观察到了。看得出，他对红岩村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十分满意。
“你家里吃水问题怎么解决的呀？”他问圣化。
“有水井。”圣化回答。
“走，咱们去看看。”
“那排草房子是做什么用的？”
“农场工人住过，现在, 空着。”
“走，咱们去看看。”
走过小石桥时，廖志高注意到了一个又高又陡的悬崖一般的石壁。“真是天然屏障阿！”他赞道，“在这里挖一个防空洞，再安全不过了。”
总之，廖志高那天把所有能看到的地方都看遍了。最后，他终于告诉圣化说：“武汉失守后，党的南方局领导机关已转入重庆市。可现在市内经常遭日本飞机轰炸，很不安全，组织上考虑尽快将几位领导同志安排到红岩村来住。此外，还要考虑在这里建房屋，为的是日后八路军办事处迁来办公。这些，都需要你马上去做一做你母亲的工作……”
刘圣化当即去征求母亲的意见，早有心理准备的饶国模自然是满口应承。
不久，南方局几位领导同志在这年四月搬入了饶国模的家。
凯丰、廖似光夫妇住一楼；
博古与圣化在三楼同居一室；
董必武、何莲芝夫妇住在草房内，那排草房中还住了八路军一个警卫班。
红岩村新的历史页就这样掀开了。
奔赴陕北
圣化是1939年6月18日乘坐八路军的军用卡车去延安的。因为周恩来与邓颖超恰好回延安办事，圣化就乘便搭上了警卫班的卡车。他穿上了浅灰色的军装，军衣上缀着白底蓝字的符号：姓名刘圣化、职务上士文书。臂章上更是醒目的印着：18GA——18集团军（即八路军）的番号，17岁的圣化俨然是一个真正的军人了。他与周恩来警卫班战士们唯一的区别，就是没有枪——既无步枪也无手枪。
出发那天的夜晚，妈妈含着泪花一再勉励圣化，到陕北要好好学习。周恩来、邓颖超乘坐的黑色轿车先开出红岩村去了。当美式军用卡车引擎轰鸣而起时，靠在卡车栏杆上的圣化不断挥动18岁穿上军装着手中的八路军军帽，“再见吧，妈妈！您多保重啊，妈妈！再见啦！再见……”，直到卡车转过红岩村的山坡，已经看不见大有农场彩排楼似的楠竹大门，他还在喊着“妈妈再见”。谁都知道，战争时期一别，见面就成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