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位于陕北高原、延河中游。
延安，被誉为革命摇篮，它有着丰富的历史内涵。
1937年—1947年间，中共中央在那里成功地指挥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延安精神名扬天下！
我校丁农同志从十几岁奔赴延安，完整地经历了延安和陕北的战斗，历时十年。并有幸在党中央领导人毛泽东、任弼时、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的身边做机要秘书。他曾亲手为毛主席著作原稿复写抄正；他曾把第一时间听到的每日国际新闻稿送交毛主席手上，供中央领导人做战争决策；他曾作为中共中央秘书处工作人员参加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宝贵的延安岁月是他心中永存的记忆，十年不寻常的延安生活使他经历了思想的飞跃和心灵的洗礼，使他积淀了与众不同的阅历，至使他一生默默地、孜孜不倦地为社会做出深厚的奉献。
透过丁农同志亲历的延安岁月，让我们了解中国革命史和老一辈革命家的风范，学习他们永不褪色的品格。
李士群
2007年8月1日
（注：李士群现任北京交通大学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
红色记忆
——丁农延安生活回忆录
目 录
革命的启蒙
奔赴延安，寻找人生路
亲历延安岁月
初识延安
在中共中央秘书处工作
延安文艺座谈会
延安整风运动
延安大生产运动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任弼时同志身边
跟随毛泽东和党中央转战陕北
丁农，广东人，原名莫富图，1938年8月参加革命，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他曾担任北京铁道学院（今北京交通大学）副院长。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丁老现已87岁高龄。延安十年的战斗生活是他人生经历的宝贵财富，聆听丁老的故事、体味他的延安经历，我们收获的不只是感动，还有对自己人生的启迪……
一、革命的启蒙
1937年7月7日，日军一手制造了卢沟桥事变，并迅速将之扩大为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序幕拉开了。中国共产党倡导并积极推动的、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爱国军队、各阶层爱国人士以及海外华侨广泛参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中国共产党深刻分析了战争条件和形势，正确提出了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战略，科学预见了抗日战争的进程，制定了抗日游击战的基本战略战术，为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开赴抗日疆场对日作战，并深入敌后，开辟敌后战场。中国抗日战争形成了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互相配合的抗日局面，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的一大奇观。在其他欧美国家尚处在对德日法西斯采取绥靖政策、在很少国际援助的艰苦情况下中国人民顶住了日本的疯狂进攻，打破了日军“速战速决”的企图，粉碎了日寇“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迷梦，抗日战争转入战略相持阶段。之后，中国人民经过８年的流血牺牲、艰苦抗战，终于在1945年8月15日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一批不愿做亡国奴的热血青年，已然奋起，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作为其中一员，丁农同志也参加了学校和故乡的抗日救亡运动。
在此过程中，丁农有机会接触到一些思想比较活跃的同学，看一些进步的书籍和文艺刊物，思想上受到冲击，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故乡，他与陈一虹（解放后，在中央军委工作），莫荫荷（解放后，在总参工作）等七、八个志同道合的青年学生一起组织了一个名为“新苗”的读书会。同学们经常有组织地在一起进行阅读、讨论，或用通信的方式交流学习心得。学习《大众哲学》、《新哲学大纲》、《列宁主义概论》、《西行漫记》等等。丁农同志对人生关键时刻的变化与抉择记忆犹新，他回忆说：“短短半年多，我变成了另一个人，从过去庸庸碌碌的生活，转变成关心国家民族命运、思想激进的青年”。
其中《西行漫记》对同学们的影响最为深刻。
西行漫记》是一部文笔优美的纪实性文学报道，作者埃德加·斯诺真实记录了自1936年6月至10月在我国西北革命根据地（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进行实地采访的所见所闻。向全世界真实报道了中国和中国工农红军以及许多红军领袖、红军将领的情况。毛泽东和周恩来等是斯诺笔下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1937年10月，《红星照耀中国》由戈兰茨公司第一次出版，在世界引起巨大轰动。加拿大的白求恩大夫和印度的柯棣华大夫等就是从中受到鼓舞，不远万里来到中国革命根据地的。1938年2月在上海出版中译本时，由于当时抗日战争已经开始，考虑到联合统一战线等情况，书名改为《西行漫记》。
《西行漫记》不仅有着空前的政治意义，而且在创作的艺术手法上也成为同类作品的典范。人物刻画、环境描写以及叙事的角度几近出神入化的程度。《西行漫记》中译本出版后，在中国产生巨大的反响，许多青年学生就是怀揣着《西行漫记》踏入革命圣地的。因此，毛泽东对斯诺评价很高，他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像他那样，把我们这里的事公布于世……我们将永远记住，他确为中国做了许多好事。他是第一个为了建立统一战线而作引线人和铺路人的，我们是不会忘记这一点的。”丁农同志回忆：“特别是阅读了斯诺著的《西行漫记》之后，当时更使我一心向往革命圣地延安和中国共产党。认为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丧权辱国，不得人心，没有指望，只有共产党才能挽救濒临危亡的中国。”
二、奔赴延安，寻找人生路
1938年6、7月间，恰在丁农等读书会成员思想有了革命性飞跃之时，传来广州八路军驻粤办事处招收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学员的消息，小伙伴们兴奋异常，一行七人踏上了投奔革命的征程。当时全国青年、工人、农民、华侨、海外民主人士纷纷把目光投向延安。共产党有着充分的准备，在延安建立了很多学校。包括：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中国女子大学，青年干部训练班，中央党校，马列学院等。
“陕北公学”简称“陕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施国防教育、培养抗日干部为目的的干部学校。该校最初是抗日军政大学附设的一个大队。随着大批进步的青年学生从各地奔赴延安，为了适应培养抗战人才的需要，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创办“陕北公学”。学校于1937年 9月成立，校址在延安，校长是成仿吾。随着大量训练人才的需要， 1938年7月7日又在关中成立了陕北公学分校。
知识青年们热情高涨，并且有一定的理论功底，所以大家顺利地通过了八路军驻粤办事处的初试，很快便准备北上。当然，在充满希望的北上征程中困难重重、凶险难测，于是有人退缩了，但丁农同志选择留下来。这是他终生难忘的选择，是为了实现崇高革命理想的选择，一生无悔的选择。
然而，尚未启程，就有4名女同志动摇了。当时还不满20岁的丁农，思想简单幼稚，情绪难免急躁，没有耐心去做争取工作。这件事一直令他倍感遗憾，同时，他也平生第一次了解到做思想工作的重要性。
北上途中，天寒地冻，却也只能坐三等车厢，又没有座位，从广州到西安在车上整整熬了七天七夜。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报到后，一天也没停歇，又步行4、5天，到达陕北公学分校。大家双脚肿胀、疲惫至极，但决心从未动摇。革命的感召，满腔的热血，铮铮爱国之心成为他们前进的不竭动力。在他们脚下，延展出一条光明的人生之路。
在列车上还发生了一段小插曲：就是遭遇国民党警察、宪兵的盘问，大家急中生智，谎称是去太原投考阎锡山“民族革命大学”，蒙混过了关。这就是第一次与敌人近距离斗争的经历。
初到北方，很多南方的同志身体都不适应，特别是肠胃不适，甚至大便出血。但是,展现在他们眼前的是抗日根据地的一番新气象，是一种从未有过的全新感受，就这样艰苦而又充满乐趣的学习生活开始了。
丁农同志由于表现出色，于1938年9月18日站在党旗下庄严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8年底，陕北公学阶段的学业结束之后，他被抽调到安吴堡青训班学习“速记”，准备学成后分配到中央机关做会议记录等工作。
1939年3、4月，在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前夕，整个青年共产党员训练班成员来到关中地区开荒种地，在整顿队伍积蓄力量的同时，为解决粮食困难问题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此时的关中高原天寒地冻，荒无人烟，但他们咬紧牙关，艰苦劳作，还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全班中大约四分之一的同学被评为“劳动英雄”，得到了一顶大草帽的奖励。5月初，速记班结业，丁农同志被分配到中央机关工作。这是他一生中最难忘的一段宝贵时光，每天都在中央领导人身边学习、工作，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优秀品质，受益终生。
三、亲历延安岁月
初识延安
中共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不久，中央机关就进驻陕北重镇——延安。
丁农同志于1939年5月也到延安中央机关工作。延安生活十分艰苦，小米饭是他们的主食，每周只有一顿馒头，猪肉要大约两周才吃一顿。每人每年一套单衣，3年才有一套棉衣。冬日的晚上，大家要蜷缩在一起睡觉取暖。但是大家的心是火热的，热情是高涨的，坚信革命必将胜利，幸福的生活定会到来。
虽然物质资源十分匮乏，但是延安的精神生活是丰富的，周末的文娱活动成为大家最大的享受，跳交谊舞活动大受欢迎。毛泽东、朱德、李富春等中央领导同志会经常参加，朱德同志的舞步优缓，毛泽东同志则不受“舞规”的约束，随性大步而行。各种文娱活动，使得同志们能够从平日繁忙、艰苦的工作中放松下来。
丁农同志是在延安恋爱并结婚的，夫人莫玉是他的老乡，两人先后到达延安，他非常喜欢听她唱歌，欣赏她的乐观豁达。在与她接触的过程中体会到了很多乐趣，她的一颦一笑、喜怒哀乐都能牵动他的心弦。有一次莫玉病得相当严重，丁农在病房日夜守护，更加珍惜俩人能够相处的幸福时光。他们共同感激那段艰苦岁月的磨砺，他们相互感激来自对方的激情和鼓励，他们有事业的成功，也有抚育儿女的乐趣，他们相扶相挽地走过银婚、金婚、钻石婚，相濡以沫至今。
在延安，党中央非常重视思想政治教育，中央领导人带头读书学习。大家每天都要坚持两个小时的政治学习，哪怕工作再苦再累从不间断。通过《党的建设》、《联共党史》以及各种文件的学习，使大家的理论素养和思想觉悟得到了很大提高。
在延安，大家有很多机会现场聆听毛主席的报告和讲话，比如《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丁农同志幸福地回忆说：毛泽东博览群书，记忆力非凡，讲话中既有引经据典，又有群众中流行的通俗语言，毛泽东深刻而又富有魅力的讲话，时常博得与会者的掌声和欢快的笑声。
另外，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报告、周恩来的时事报告等，使身临现场的同志们受到心灵的震撼和终身受益的鼓舞，革命的决心更大，革命的意志更坚。
在中共中央秘书处工作
丁农同志在陕北和延安十年岁月中，在中共中央秘书处工作是他人生意义的巅峰。
在延安杨家岭的山腰里，坐落着一排排整齐的窑洞，夜晚灯火闪耀，那就是中共中央秘书处的办公地点（1939年以前在兰家坪）。
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毛泽东和党中央领导同志就在延安建立中央根据地，指挥全国的革命战争。在延安，丁农同志有幸在五大书记身边工作（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
当时，丁农任文书科文书股的股长，负责油印、刻写中央的一些重要文件和其它资料。还负责出版两本小册子，叫做《中央通讯》和《党的资料》，共出版了两年多的时间，属于中央机密。主要内容是将中央的重要政策、来往文电汇编起来，作为资料供五大书记查阅。同时，还印发一些重要情报及时通报全党。总之，在关键的时刻文书股会及时地把重要情报印出后发给党内领导同志，以提起全党关注。当时，在一起工作的同志基本都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大家都感到在中央机关工作责任重大，任务十分光荣。因此工作起来劲头十足，效率非常高。因为刻蜡板、复写都是使用钢板，所以他们自豪地称自己是“钢板战士”。丁农同志和当时的副科长王仲珊同志负责刻印工作，因为工作认真、高效，经常受到中央首长表扬和鼓励。
整个文书科有10多个人，是一个团结和谐、富有朝气的集体。他们经常开展文体活动，强身健体，在娱乐的同时，提高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保证更好地完成工作。文书科的政治学习也是数第一的，是延安的学习模范小组。
后来，丁农从文书股股长被提升为文书科副科长，不久，调任中央秘书处秘书。从1941年起，被选进中央秘书处支部委员会，并连任了两届支部书记。1946年杨家岭机关党委成立后，被选为党委委员、常委，分管组织工作。直到全国解放前夕一直在中央领导人身边工作、学习、生活。
延安文艺座谈会
1942年5月召开了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座谈会主要是针对当时文艺界的一些带根本性的思想认识问题而召开的。毛主席在会上作了总结性、方向性的讲话。他针对延安文艺界的现状和争论，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明确地解决了文艺工作的方向问题、道路问题。他说：“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我们的文艺必须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这就是中共史上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毛泽东的《讲话》不仅仅是文艺界整风的重要文件，而且也是全党整风的重要文件，它同样教育和指导了几代共产党人。
在《讲话》精神的指引下，作家们纷纷深入生活第一线，延安文艺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兄妹开荒》、《白毛女》、《王贵与李香香》、《小二黑结婚》等一系列优秀的文艺作品都出自那个时期。
延安文艺界阵容得到了壮大，蒋家王朝的一小撮御用文人根本无法相比。
延安整风运动
1942年2月1日至2月8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和延安干部会议上分别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标志着全党整风开始。整风学习的方法是理论联系实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大部分年轻党员干部在整风学习的过程中，认识上逐渐得到提高，自身得到逐渐成长。1943年，整风运动进入到了审查干部阶段，本来这是整风运动后期正常的安排，但当时协助毛泽东同志领导整风运动的康生却以极“左”的情绪，发动了一场“抢救失足者运动”。使审查干部变成肃反扩大化。后被发现，及时纠正，毛泽东并代表党中央主动承担责任，向“抢救运动”中被错整的同志赔礼道歉，宣布凡是整错了的一律平反。之后丁农参与了大约一年的审干甄别工作。丁农同志回忆说：正因为我参加了这项工作，使我得到很好的锻炼，学到了调查研究的作风和实事求是的精神。
可以说，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是在全党范围内进行的一项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全党通过整风学习，总结了历史经验教训，克服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右倾思想，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思想，进一步使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密切结合起来，提高了全党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和思想水平。
延安大生产运动
延安大生产运动是从1939年开始的，连续开展了4年，1943年达到高潮。
1941年至1942年，是世界法西斯势力最猖獗的年代，也是抗日根据地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由于帝国主义的残酷进攻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包围封锁，加之华北地区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抗日根据地在物质和财政上遇到极大的困难。根据地军民“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 。面对这样严峻的局面，毛泽东在延安生产动员大会上尖锐指出：“是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我们还是自己动手吧！”从此，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军民便投入了大规模的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大生产运动中，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亲自带领大家开荒种粮、种菜、养猪、养羊。经过艰苦劳动，到了1943年，开垦出了大量的荒山荒地，著名的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开荒种地，平均每人种地18亩，粮食和蔬菜自给有余，每年上交300多万斤公粮，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交公粮的军队”。由于开展大生产运动，陕甘宁边区全区军民达到了丰衣足食。
毛泽东同志在《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运动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中指出：“1942和1943两年先后开始的带普遍性的整风运动和生产运动，曾经分别地在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方面起了和正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两个环子，如果不在适当的时机抓住它们，我们就无法抓住整个的革命链条，而我们的斗争也就不能继续前进。”这是千真万确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充分证明毛泽东这一论断的正确性！
四、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如果要列举中共党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会，“七大”毫无疑问将占据其中。这倒不是因为此次大会是自1928年党的六大以来15年后才姗姗来迟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而是因为它的诸多成果成为影响深远的历史事实而载入史册。这次大会是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前夜召开的。大会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和领导全国人民，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争取国家走上自由、民主、独立、富强的道路。 大会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将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写入了通过的新党章。新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方针。”大会还选举了新的中央
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主席，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正如以后人们所评论的那样：“七大”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夺取抗战胜利和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次大会也成为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召开的最为成功和最为重要的一次大会。它使全党达到了空前的巩固和团结，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和思想的基础。6 月1 1 日，大会闭幕，毛泽东致题为《愚公移山》的闭幕词。
丁农同志参加了大会的秘书处工作，旁听了大会的开幕式、闭幕式和几个重要的报告。他亲身感受了整个大会自始至终的热烈气氛。当时革命形势发展很快，法西斯德国已经无条件投降，眼看着抗日战争很快就要胜利了，解放战争的全国性胜利也为期不远，作为革命一份子的丁农同志也感到欢欣鼓舞、兴奋万分。作为秘书处的成员之一，他仔细聆听了会上领导人的讲话。时至今日，丁农还清晰的记得当时毛泽东讲话的内容，毛主席设想的抗日战争和夺取全国胜利后可能出现的困难：一是“灾荒流行，赤地千里”，也就是战争结束后，容易出现灾荒；二是“不承认波兰”，苏德战争结束后，波兰解放，帝国主义迟迟不承认波兰的政权，将来我们成功了，帝国主义也可能不承认我们；第三是“斯科比”，毛主席解释说，希腊共产党取得了胜利，美国派了一个叫“斯科比”的将军，带兵镇压了希腊革命。将来我们革命胜利后，帝国主义可能派兵镇压我们。在丁农看来，毛泽东对夺取全国的胜利充满了信心，但他在处理问题上总是要从最困难着想。领导人的讲话，让与会同志斗志昂扬，群情振奋。在这样伟大的人物领导下，丁农对革命的前途更充满了信心。
五、在任弼时同志身边
日本投降后，毛泽东同志到重庆与国民党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蒋介石不久撕毁条约，发动内战，对解放区实行全面进攻，重点是陕甘宁边区和山东，企图消灭党中央，或把党中央赶过黄河。
1946年秋，胡宗南部队20多万人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1946年冬，中央就将机关的老弱妇孺和一些附属单位撤到延安北面的瓦窑堡。在出发的早晨，杨家岭机关党委书
记曾三宣布丁农为第一批疏散人员的领队。得到这个消息时，丁农意外感动。本来疏散的名单里没有他，但在这批疏散人员中，有他的爱人和还未满月的孩子。对于这个突然下达的任务，他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临时派出打前站人员和途中联络人员对路线都不熟悉，因此在撤退的过程中遇到了不少困难。整个疏散队伍有三、四十个人，他安排几位老大姐乘坐轿窝子（两匹牲口驾着的小窝棚），几个职工委员会的老同志和产妇乘坐小毛驴，而他自己的爱人刚生完小孩儿，也和其他同志一起步行。他未满月的孩子放在轿窝子里，步行的同志速度赶不上前面的轿窝子，他的孩子整整饿了一天，小家伙哭得
嗓子都哑了。天黑的时候，他们才抵达目的地。不一会儿，疲惫的他又被分派返回原路迎接第二批疏散人员。由于任务很突然，没有多少时间去给大家准备饮水和食物，给疏散人员带来了不便。丁农没有埋怨组织，反而却觉得这是自己工作做得不够。事后，他听说有几位老大姐对那次“行军”提出了不少批评，他不但没有觉得委屈，反而因为没有当面聆听这些批评而感到遗憾。
抵达瓦窑堡不久，组织在这里成立了后方党委，李颉伯同志任书记，丁农任组织委员。1947年元旦，瓦窑堡接到在延安枣园养病的任弼时同志的电报。大家都好奇新年第一天这位领导人的电报内容是什么呢，原来任弼时要调丁农去当他的机要秘书。对于这个特殊的“新年礼物”，丁农欣然接受了，又回到延安。在任弼时身边的日子，对他的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任弼时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共第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1949年初，他指导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被推选为团中央名誉主席。
在担任任弼时机要秘书之前，丁农就和这位领导人很熟悉，他们住的窑洞相邻，几乎每天都能见面。当时任弼时担任中央委员会秘书长，丁农是中央秘书处文书科工作人员。任弼时素来和蔼可亲，对于丁农这些年轻的同志他都很熟悉，也都能叫出名字。对于一些重要的文件，他常常指定王仲珊和丁农缮写。任弼时是当时中央高层领导中最年轻的一个，但是却给人很老练的印象，丁农和其他年轻的同志都戏称他是一个老妈妈。充满活力的任弼时经常在晚饭过后，摆开阵势与朱德、王惠德等同志打排球。
丁农担任任弼时机要秘书的时间并不长，但这位领导人的一言一行，使他深深记住了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形象。在他的印象里里，任弼时有着很高的理论修养、原则
性和政策水平。在任弼时身边工作，丁农同志感到亲切、温暖，丁农和他身边的人相处得像一家人。在工作比较清闲的时候，丁农陪着任弼时散步、打猎，这样的日子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是多难能可贵啊！这种“田园”般的生活持续了大概两个月，之后就是紧张的保卫陕甘宁边区的战斗。
六、跟随毛泽东和党中央转战陕北
1947年3月，胡宗南军队向延安发动进攻，党中央决定撤离延安，把敌人放进来一口一口地吃掉。在敌人占领延安的前三天，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主要领导同志和他们的机要秘书才离开延安，来到瓦窑堡。到3月18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同志才离开延安。丁老现在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说，中央有秩序地撤退，毛主席坚持留了下来。大家都对党中央有着充分的信心，由于我们有坚定的群众基础，便有了安全保证。1947年夏天，在行军的途中，丁农还写下了一首小诗：塞边小驻青阳岔，月光如水漫黄沙。有朝痛饮延河畔，胜利旌旗指渭华。
沙家店战役后，党中央在陕北米脂县住了一段时间。中央领导同志的工作更加繁忙，常常一天工作十五、十六个小时。丁农和其他机要秘书，为了方便领导同志的工作，保证工作的连续性，规定24小时轮流值班。他们再苦再累，也必须保证领导同志身边随时有人执行各项任务。在这段时间里，经常有各地区的领导同志到米脂县杨家沟来汇报工作。陈毅同志向中央汇报，本应由胡乔木同志作记录，因他当时忙于起草《土地法大纲》，临时由丁农担任记录。他清晰地记得，陈老总的那次汇报除了谈军事以外，还
专门汇报了饶漱石品质恶劣，耍阴谋等问题。在胡乔木起草《土地法大纲》的一个月里，丁农帮助他抄正其中的内容送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同志审阅。
毛泽东同志写《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时，他一边起草，丁农和支队参谋刘长明同志一边给他抄正和复写。毛主席起草一段，他们就抄正一段，然后给中央领导同志传阅和修改，经审阅后再拿来让他们复写。毛泽东同志文章写得很快，这篇文章从起草到定稿仅用了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总结了全国革命战争和政治经济各方面的经验，阐述了我军作战的“十大军事原则”。作为机要秘书，丁农目睹和体会了毛泽东同志的军事天才。
在延安和转战陕北期间，丁农看到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艰苦朴素的作风。他们经常深入普通干部中间与这些干部谈心，做政治思想工作。丁农同志常常回忆起他收听新闻并记录给毛泽东同志参阅的事。在陕北战争初期，毛泽东同志很想尽快收听到国际国内的消息，但在司令部里只有一部矿石收音机，声音既小又不清楚，只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才能收听到，而且内容残缺不全。支队司令部参谋长就指定丁农同志按时收听，做好记录后交给毛泽东同志参阅。每次当丁农把记录交给毛主席时，毛主席总是高兴地招呼他坐下，并表扬他是个好同志，这给他留下一生难忘的记忆。
编 辑 后 语
人间四月天，我们小组三人在“关工委”岳兆宏老师的带领和指导下，开始了对丁老资料搜集、学习和整理工作。丁老是一位慈祥的老人，从他的言行中，我们感到温暖，体会到老人对年轻人的关心和爱护。在对他进行采访和搜集相关资料过程中，我们被带到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感受着丁老在延安、在中共中央领导人身边的经历。他谦虚、朴实的作风渗透在与我们的交谈中，在每次平和的采访中都会让我们的心灵受到震撼。我们将所闻所感记下来，希望我们的同龄人也能够有所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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